从传统的视角来看，不管是作为一个残障人，还是一位女性，连勤在大家眼中，都是一个传奇。她作为最年轻的代表参加了1988年在中国举办的世界盲人联盟亚太区代表大会，同时她还是1995年中国举办的世界妇女大会为数不多的中国民间残障女性代表。她没有和许多盲人一样去做按摩，而是将自己的家具店从中国开到了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无数人的艳羡中，她还有了一个美国丈夫……

因此，我们这些“小盲”们，带着崇敬的心情，请她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一个幸运的人

连勤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父母是铁路上的职工。尽管她是北京户口，但自小在南京长大。出生时便因为脑性麻痹，右半边胳膊、腿脚、耳朵与眼睛的功能都有缺损，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在铁路大院里的顺利成长。到她七岁那年，需要上学的时候，遇到了障碍。

“因为眼睛看不见哪，所以那时候想着是回北京上学，学好了普通话，将来还能当个播音员啥的。”

出于这种考虑，连勤的父母带她回到北京，想进入北京盲校学习。但是因为连勤属于多重残障，当时的北京盲校表示他们不能接收她，因为不知道怎么教。

“不收就不收吧，好歹得有个学上哪。所以我们又回了南京。结果南京盲校也不收。后来我们又去找上海盲校，结果还是一样。”

虽然盲校都不接收她，但我们觉得当时的连勤还算幸运。因为她父母的消息十分灵通，知道这么多地方有盲校，还愿意带着她去。在那个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年代里，盲人的主要职业还是乞讨与算命。

“其实我挺幸运的。当时我们同楼里，有一个和我一天出生的小姑娘，全楼就这么一个跟我同岁的小姑娘。她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她跟班主任说了有我这么一号人，说让我去旁听，不算学生。就这么，我就去上学了。”

连勤将这事戏称为最早的“随班就读”。

“那时候学的内容少，课文也简单。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所以我爸能帮我把课文用毛笔抄成大字。那个时候我还有点视力,要是换现在的课文，还不得累死。”

考试的时候，老师就会给连勤读题，也不看时间，什么时候做完什么时候算。

就这样，连勤在班主任朴素的“合理便利”支持下，一路从小学一年级念到了五年级。

“就因为班上有我这么一号，别的老师都不敢当班主任，害得我们那班主任从一年级当到五年级。”说到这里，连勤忍俊不禁。

等到小学毕业，要上初中的时候，家里犯了难。

“那时候我们在中心小学考试，监考的老师不认识。我当时想，只要有人给我念题，我就能考。所以就去试一试，不试就肯定没机会了嘛。”

结果连勤比较幸运，遇上了一位开明的老先生。了解了她的情况之后，他表示，能够给连勤读题，但不能给她延长时间。连勤心想，这已经很不错了，做不完只能算自己活该了。结果最后数学试卷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完了，语文的作文差了一句话，老先生还是通融了一下，让她写完了。

就这样，感叹着自己的幸运，连勤步入了中学。

一个注定学不了理科的人

“到了中学，我就没那么‘幸运’了，碰到了一个特别可恶的班主任。”

连勤上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生物。但是她的班主任兼生物老师跟她说，因为她看不见，就不要想着将来学理科了，限制连勤上生物实验课。

“我心里很不服气呀，平时就会在家多练练，然后到学校里上实验课的时候，能在同学面前表现得好点。”

尽管如此，生物老师仍旧不让连勤上生物课。她就拜托大院的小伙伴去圆明园里抓了条蛇，偷偷放到教室的门上。下午第一节课，老师进来上课时，一推门，蛇掉了下来，把老师吓跑了。

这件事情让老师大为光火，下令彻查。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也能学生物的连勤主动站出来承认这事是她干的，但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相信。

“他们认为，连勤肯定干不了这事。因为她看不见呐，怎么能抓蛇，还吓唬老师呢？老师居然还批评我，说我主动承认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后来，老师又说，说我不是有这么多多余的精力嘛，那就写作文。”

因为写字慢，连勤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写作文。但碍于老师的权威，她只能硬着头皮写。老师为了提高她的积极性，四处去替她投稿，让她的作文能够发表，还带她加入了小作家协会。

“就这样，在初中的时候，我学会了把我当时有限的观察变成文字，变成经验，记录下来，这是难得的锻炼。”

连勤还记得，老师第一次带她去十三陵参加小作家协会的活动，她就走丢了，然后她搭着警察叔叔的车回了家。当时为了拍警察叔叔马屁，还给他们买了一堆大柿子，但是警察叔叔没有要。老师知道后又很生气，然后让她把如何回家的事情，写下来。

在生活里，只要有机会，老师都会带着连勤出门，从来不会嫌弃她这个“缺胳膊少腿还瞎”的学生是个累赘。老师经常让连勤写作文，比如写她是如何坐公交、坐地铁，怎么识别这一站，记住站名的等等。这些全是连勤生活里的经验，写下来，经过思考，再整理出来，就成为了她生活里的积累。

尽管嘴上说老师可恶，其实对于这种因材施教、纯粹的素质教育，连勤心里还是十分叹服。唯一让她抱怨的就是，老师带着她东走西跑，累得她够呛，没了精力闯祸。

一个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人

初中到高中是本校直升，连勤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到了高二，要准备报名参加高考的时候，老师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她没法参加高考上大学。

“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就建议我跟盲聋哑协会多联系，看毕业后干脆到盲校去当个老师得了。”

连勤不服，还是报名参加了高考。那个时候她已经学会了用放大镜。虽然高考科目很多，她没有都做完，但是分数还是远远超过了她报考的北大图书馆系。谈及报考图书馆系的原因，连勤告诉我们，因为当时北大图书馆已经有了盲文图书室，加上家里有人就是那个系的，这个工作清闲，不太用视力，将来找工作也好找。

“结果他们没有要我，我是前几天才知道这档子事当年是怎么一回事。据说北大的校长给盲聋哑协会发了一份文件，说北大不能招收我这样的，做为对外的窗口，北大招一个盲人，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后来，在盲聋哑协会的协调下，连勤到了北京盲校当老师，负责教授伤残退伍军人班学生普通话和盲文。

一个带头捣乱、干坏事的人

“其实我去盲校想教数学来着。面试的时候，我做证明题比考我的老师还快。我毕竟是高中毕业，也算高学历了。我一看盲校老师的水平，就说校长呀，咱盲校的水平怎么这样低呀。结果这下子就把人给得罪喽。”

在盲校里，用连勤自己的话说，她干了无数的坏事，经常带头捣乱，从一开始，就到处得罪人。

“那时候大兵班对面住着一年级的小盲，刚来盲校，老在楼道里转来转去，不认识哪个是宿舍，我就在他们门上钉了一个图钉。结果生活老师就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了，说这多危险，要是扎了手怎么办。还问我为啥要钉图钉，我解释完了又问我是不是所有门上都要钉。完全不理会这只是为了给一年级的小孩子一点提示。”

谈到在盲校里曾经干过的“坏事”，连勤眉飞色舞。显然对那段岁月记忆犹新。她还曾带着大兵班的学生去帮低年级的学生叠被子，结果被批评说带着大孩子串室。她曾从家里拿来五十瓦的灯泡，趁夜“冒着生命危险”，把寝室走廊的三瓦五瓦的灯泡换掉，结果被生活老师统统没收进了他们的办公室，理由是这里是盲校，用不着那么亮的灯泡，让她和一群低视力直瞪眼……

“因为我带的是大兵班嘛，都是成年人，受了伤来盲校，成天闷着，经常有人想不开，没事弄点敌敌畏呀，住在一楼也往外跳楼呀什么的，我就带着他们去隔壁干部学校跳舞，组织和特教系的学生们出去玩。这可是大错误，学校认为这样会有安全问题！”

就这样，连勤渐渐地感觉到，她与盲校的体系，存在着观念上的冲突。而盲校的校长也觉得，连勤不适合在盲校教书，因为她把外面的坏观念全带进了盲校。

动了要离开的念头，连勤便开始留意各种机会。有一回学校来了个老外参观，刚好连勤送学生出门，碰到了他。她便主动上去跟人说她叫连勤，她想去USA。

“我在普通学校上过学，学过英语，虽然不好吧，但还会三句半。跟他说了我想去USA，我还把我名字写给他了。我记得那是九月份，结果十一月份我们学校就收到了邀请。可学校不让我去，认为我这是偷偷接私活，这不是里通外国嘛。便要派别的老师去学习。结果面试没通过。”

一连好几年，连勤都接到了邀请，但学校都不批准她前去。最后到了1988年，大兵班从盲校毕业，要去北京中医药大学深造。连勤便以生活老师的身份随班，毫不犹豫地辞去了盲校的正式工作。

“我想着去中医药大学深造完了，我就更容易去美国了。”

连勤当时特别想去美国。因为她觉得既然海伦•凯勒在美国都能上学，都能成功，她比海伦•凯勒条件好多了，在美国肯定也能行。而盲校里也有一位老师一直鼓励她，告诉她，如果一辈子呆在这里，只能做一只井底之蛙。人应该多出去见一下世面。至于将来不行，还可以再回盲校求职。

一个不正经与没人使坏的人

在中医药大学深造后，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医院愿意接收她，实习的时候差点还被分配到了保定。后来和一个不担心分配的熟人交换，才留在了北京，毕业后留在了专家门诊。

“我们那个专家门诊是对外国的，遇到的老外多。我这人嘴好使呀，老跟他们聊天。有一天，一老外跟我说，我要是陪他老婆去逛个街，一小时给我二十块钱。我一听，这这这，干一天顶上我一个月工资，我当然要去啦。”

就这样，连勤很快就“掉进沟里”，开始给老外当导游。而这个第一次提出要求的老外，成了她的中介。

“后来我问过那老外，为什么会选上我。他的回答特别不中听，但很有道理。因为我是一盲人翻译，我没法跟店家搞眼神交流，表情交流，或者手势交流，不会拿回扣呐，诚实。何况还是个盲人，钱这么好赚的活，肯定特别珍惜，所以服务好哪。”

这个老外长得特别高大，连勤也不知道他叫啥，大家都管他叫大爷。每次来他都会找连勤做按摩，还对她特别苛刻，两人聊天的时候要是她手慢了，还会说连勤偷懒。还有一回，大爷生病了住在了协和医院，居然让连勤去陪床，还是一夜的那种，说会多给她钱。连勤当时心里就犯嘀咕了，想这人是个坏蛋，肯定对她有所企图。结果在协和医院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位大使。“那些护士听我一说，都乐了，说你一小盲人，脑袋想法还挺多，再是坏蛋，使坏也不找你呀。”这话让连勤听来十分无语，套句赵本山的小品就是“伤自尊啦”。不过，陪一夜，这么多小时，一个月工资的诱惑，让她留了下来。

老外的身份暴露了，他也就不再隐瞒。在聊天的过程中，按连勤的话说，就是忽悠，忽悠她大使馆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他的女儿也在中国，可以教连勤西班牙语，法语。而且住在大使馆，接起翻译的生意来，更有说服力，还可以和一堆大使夫人们学习礼仪，社交。总之，就是让她干脆搬到使馆去住。

连勤一听就动心了。回家琢磨几天，刚准备下定决心辞职，搬去使馆，这事就被她母亲知道了，她直接就被关在了家里。因为母亲觉得不能让女儿出去做这些不正经的事。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保健按摩这么一说。天天跟老外出去，还住在人家家里，出门还勾肩搭背的，我妈觉得这太不正经了。哎，我想说，我一盲人，不跟人勾肩搭背，我走得了嘛我。”

不肯放弃这个好机会的连勤趁母亲不注意，便从家中逃了出去，拿着身份证办了张使馆的出入卡，住在了外面。不过顾忌到母亲所说，她也没搬进使馆去住。

一个莫名其妙开始做生意的人

让连勤没想到的是，这位大使派他的司机，用她的身份证，在海淀区开了一间家具店，直接让连勤去经营，说挣了钱两个人平分。起初连勤不乐意，但大使说开这店花了两千块钱，这钱就是连勤欠他的。

其实连勤打心底知道这位大使是想支持她，压根不是为了挣钱。只是让她纳闷的是，为什么这大爷要对她这么好。一想到这里时，连勤就忍不住往“不正经”了想。

赶巧那年正月十五，使馆办宴会，大使便邀请她留下来参加。连勤觉得宴会是晚上，弄完了太晚，回家不方便，便不想参加。结果大使说晚上可以在使馆住，如果不乐意，也可以拿车送她，又拉出女儿来给她这“不方便”的盲人当服务员，连勤只好留下了。

晚上等宴会散了，连勤刚想走，大使又拉住她，说要送她一礼物。

“被老外的大毛手拉着，我当时心里又开始胡思乱想，以为他终于要对我使坏了。”

连勤这边正琢磨呢，那边大使拿出了一张刺绣精美的绒布，然后紧紧地抓住她，告诉她，其实他也是一个盲人。

原来如此，这位大使支持她，是因为他们同为盲人。后来连勤还知道，这位大使还帮助了不少中国的盲人。他之所以大力地帮助她，是因为认为连勤脑子活，不应该被局限住。

这回没啥说的了，心也放下了，连勤便开始做起了家具买卖。而借助在使馆混出的人脉圈，她的生意非常之好，很快还搞起了中美贸易。

一个一心想出国的人

不管如何，连勤一直没有放弃想去美国、想去学习的愿望。所以她一直关注着。这一次也不会有人限制她了。

“我后来就参加了国际学校的考试，然后去了美国。”

因为考的是国际学校，并非是普通的美国大学，连勤走的是单考单招，有简单的英语口语考试，生活自理能力考试，和对盲人的了解程度考试。连勤当时瞄上了费城盲校和柏金斯盲校两所，最终如愿去了柏金斯，学习学龄前盲童的干预训练。一年英语预科班，两年专业课程。

其实这是美国盲校针对全世界发达国家盲人教育的一个项目，希望提供给盲人教育者一些机会。而参加这个项目的人，必须承诺学成后回到自己的国家，从事至少五年以上的盲教育。但遗憾的是，因为某些原因，这个项目已经停止了针对中国的资助。

刚到柏金斯，连勤就遭遇了“打击”—因为没有带裤腰带，所以还不熟悉当地环境的她，被“扔”出了校门，独自一人去镇上的商店购买。

“我当时心里那个恨哪，那个苦哟。不过没办法呀，人生地不熟的，不服也得服。所以，我就自己去买了。鼻子下面长张嘴，不光是用来吃的，还可以找人求助嘛。”

连勤一路问着人，找到公交车站，坐上公交车。在车上，她又与司机一顿攀谈，然后到了地儿，司机下车把她送进商店。在商店，她找店主买到东西，又让店主送她重新坐上回学校的车,就这样顺利完成了任务。

这个时候的连勤，视力已经下降到几乎没了光感。所以后来她才得知，原来学校一直派了人在路上跟着她，一方面是保护她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考察她的个人生存技能。不过，老师们却被连勤这种通过求助完成任务的方式弄得哭笑不得。

而到了美国的连勤，仍旧不改带头捣乱的本性，不是带着小朋友们到处窜，就是逗弄导盲犬。这些都成为了她的美好回忆。

在柏金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训练体系，用以支持各个年龄段的盲人充分地开发自己的感官，使他们能够在这个视觉化的社会环境中，尽可能自由地生活。

“我当时看到，他们有一个训练盲人婴儿的课程，光气味就有三十一种，很受冲击。因为在国内，如果生个婴儿看不见，除了看病，家长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办，往往就错过了最好的训练时机。我在美国见到的接受过早期训练的盲人，一个个跟蝙蝠一样，走路飞快，从来不会撞到。就是因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使用自己的其它感官来认识环境。”

当然，人到了美国，连勤的生意并没有停下。她还利用自己人在美国的条件，凭借之前的进出口贸易积累，在美国也开起了家具店。

按连勤的话说，因为她嘴好使，所以到哪都能遇上贵人。在美国开家具店期间，她认识了当地的有地位的人，一直默默地保护着她的店，使她多年来免于抢劫与敲诈。

一个代表中国形象的人

当年报考北大，被以是盲人、有损中国形象为由拒绝，但这些年来，连勤也因为是盲人，而数度代表中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1988年，中国残联成立。同时在北京召开世界盲人联盟亚太区代表大会。当时已在盲聋哑协会有一点儿名气的连勤被找到，以翻译的身份参加了大会。

“主要是当时我们国家认为，必须要有自己的盲人做为翻译，所以才找到了会点英语的我。其实也不用我真翻译，因为大会发言的内容提前都有了，让我背下来到时候说就成。”

据连勤回忆，当时的会议，亚太地区的盲人们聚集到一起，商量的是如何提升盲人的教育问题。

待到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要在北京召开，闻听会有全世界各地的残障女性前来参加，以民间身份参会的残联，也组织了几个残障女性，其中就有连勤。这其中当然有她是身在美国，算是展示中国残障女性工作取得成果的原因。

回想起当年的盛况，连勤不胜唏嘘。

“一团四十来个人，就一男的，在那充当翻译。我们就在有不同议题的大帐篷里窜来窜去，表达我们的意见。那时候一个团发一个大哥大，大家都不会用，就被我霸占了，成了我的专用电话……”

如今，离取得丰硕成果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已有二十年，男女平等的意识，虽然不算深入人心，但知晓度、普及率，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只是，当谈及残障女性时，情况仍亟待改善。

而连勤呢？现在的她，正在筹划成为一个当老师的人，自己办一家盲童早期干预机构。她期望有更多的盲童能够早些接受系统的训练与支持，让他们的人生，起步的早一些，限制少一些，将来的路，能够更宽广。

点评

连勤是幸运的，她一路走来遇到了很多好人：爸爸、小学和初中的班主任、监考老师……在残障人的权利缺乏制度保障的年代，这些好人凭着他们对连勤的需要和才能的深刻认识，以及一颗热心肠，为连勤提供着朴素的“合理便利”。可以说一个成功的残障人背后，总有一个乃至一群好人。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每一个好人背后，设立一个好的制度，让更多的人愿意成为好人，知道如何成为好人，让做好人的成本更低？比如如果别的小学老师在特殊教育知识的指导下知道如何与连勤互动，连勤的班主任是否不用一当就是五年？

连勤遇到过“坏人”，自己也当过“坏人”。纵观这些“干坏事”的经历，其实都是在打破社会观念给残障人和女性生活划上的框框。比如连勤抓蛇吓老师，为了表达自己学生物的意愿和能力；又比如大使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的旧习，给连勤学习和闯荡的机会。我们的社会经常认为残障人事事不能，进而对其施加限制并美其名曰保护。这时，说残障人“能”就成了“干坏事”。那我们能鼓起“坏”的勇气，给残障人赋能吗？

另外，连勤从被北大以是盲人、有损国家形象为由拒招，到被残联当成中国形象请去参会，是一个颇具黑色幽默的转折。官员态度的转变固然是在跟国际交往中被动，不见得他们现在就觉得残障人的形象有多好。但至少接触过真正的国际视角之后，他们、我们都应该明白：一个多元、包容、为所有人都提供平等机会的国家，才是真正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国家。

参考公约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八条：

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证妇女在与男子平等不受任何歧视的条件下，有机会在国际上代表本国政府参加各国际组织的工件。

《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条：

基于残疾的歧视包括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拒绝提供合理便利；

“合理便利”是指根据具体需要，在不造成过度或不当负担的情况下，进行必要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或行使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第二十五条：

一、缔约国确认残疾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为了在不受歧视和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实现这一权利，缔约国应当确保在各级教育实行包容性教育制度和终生学习，以便：

（一）充分开发人的潜力，培养自尊自重精神，加强对人权、基本自由和人的多样性的尊重；

（二）最充分地发展残疾人的个性、才华和创造力以及智能和体能；

（三）使所有残疾人能切实参与一个自由的社会。

二、为了实现这一权利，缔约国应当确保：

（一）残疾人不因残疾而被排拒于普通教育系统之外，残疾儿童不因残疾而被排拒于免费和义务初等教育或中等教育之外；

（二）残疾人可以在自己生活的社区内，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包容性的优质免费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三）提供合理便利以满足个人的需要；

（四）残疾人在普通教育系统中获得必要的支助，便利他们切实获得教育；

（五）按照有教无类的包容性目标，在最有利于发展学习和社交能力的环境中，提供适合个人情况的有效支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