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栋老式住宅楼，当我们走进这个家时，贾建敏正在工作，是她的女儿曈曈和婆婆把我们迎进了屋里。50平米左右的两室一厅，是建敏一家三口以及公公婆婆五口人居住兼工作的地方。家里的家具摆设很简单，按她的话说，甚至简单得有些简陋，像样的两件电器就是冰箱和一台组装台式电脑。

我们走进里面的一间卧室，建敏的现任丈夫吴占军正坐在电脑前，彼此相互寒暄之后落座，占军一直坐在床边的电脑前与我们聊天。占军是一名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者，除了双手还能够完成吃饭、操作电脑、写字等基本动作外，每挪动一寸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聊天中显露出东北人特有的幽默。

大约半小时后建敏的工作结束了。初见建敏，约一米六的个头，作为一名推拿师身材略显单薄，面目清秀的她束着一个及大腿的马尾辫，言语间不断流露出的自信与坚韧，让人不由得想去探访她的内心世界。

你们家连个儿子都没有，将来谁给你顶门立户啊？

贾建敏出生在70年代末，河北保定的一所县医院，而不是和大多数乡亲一样在家里出生。原因是她母亲怀孕期间患上了毒性贫血。

“在给我妈治疗期间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据医生推断这也是造成我先天性青光眼的主要原因。”

分娩前因为情况复杂，医生表示，母子生还只有20%左右的几率。贾建敏的父亲选择了保大人，最终母子平安。

“刚抱出产房，我爸就被告知我眼睛不好，他当时反应很平淡，不好就不好吧，反正活了就行！”

她这样总结道：“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次生命。”

出院回家，在路上奶奶发现，贾建敏居然没有在车上，父亲说：“没有就没有了吧，不要了。”奶奶却坚持说：“怎么也是一条生命，必须抱回来。”

“在我爸回到医院寻找我时，医生觉得我家庭条件不好，孩子又多（我是第三个女儿），这孩子眼睛又不好，因此医生劝我爸放弃我，他们说将把我送到北京眼科研究所做研究，被我爸拒绝了。”

这是贾建敏出生一周内拥有的第二次生命。

对于父亲一开始的放弃，现在说来，她非常理解。

“我们家在农村，孩子又多，当时生下我，我妈刚刚从鬼门关回来，可能顾及不了那么多了。我的出生没有给家里带来别的，带来的是半辈子的债。出院时，我爸借遍了生产大队十二个小队的共七千多元钱，而我妈在有了大姐以后就没有再给家里挣过一个工分，一分钱，我爸对我妈的要求就是‘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好孩子，挣钱是我的事儿’。”

这笔债在90年代末才还清。

因为家里孩子多，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生完贾建敏以后，父母就不打算再要孩子了，父亲还专程去了妇联，希望结扎。当时妇联的工作人员十分惊讶，这样劝他：“你家连个儿子都没有，将来谁给你顶门立户啊！为啥不生，又没人管！”

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

同村有一个同样视障的女孩，在家里什么都必须干，父母从外面干活回来就要吃上饭，可以说那个女孩的父母对自己孩子的要求无异于健全人。而小时候的贾建敏在家里不需要做任何家务，但她的姐姐们在家则要刷碗、扫地、做饭、炒菜等。

“姐姐不喜欢做家务，我觉得这些活我也能干，就帮姐姐干，每每被父母看到，就会受到父母的斥责‘万一烫着你，碰着你怎么办？’在家里姐姐因为不想做家务挨打，我因想做家务挨训。”

到了学龄阶段，贾建敏也跟其他小朋友一起上学。不过她没有书包，没有课桌，只是站在门外的窗前听老师讲课。这样上学的日子她坚持了将近五年。直到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贾建敏在一个路口，没看清一只受惊的驴拉着驴车直撞而来，没来得及躲开被刮倒在车轮下。

“后来听别人说赶车的人可能反应慢,根本没注意到我在车下呼救。我被拖了十几米后才被一个路人拦住驴车救下。我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看你摔成这样我怎么向你爸交代啊？’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醒来的时候，脸上缠满了纱布，我爸对这次意外非常生气，给我下达了死命令：以后不许再去上学了。他还要我妈就是什么都不干也要把我给他看好，再让他发现我自己上街，他饶不了我妈。”

此后，贾建敏的生活就是，天天在家待着，听听收音机。直到有一天，一位老师找上门来，说他们有一个老师去北京学了盲文。贾建敏的父亲觉得，这下子女儿算是正式走进学校，因此没有反对。

“虽然我走进了梦寐以求的教室，但是那一年我已经11岁了，和一群一年级的同学在一起我能感觉到同学们对我的排斥，为了能尽早缩短年级与年龄的差距，我用三年读完了六年的小学，同时我也又一次无学可上了。”

对上学仍旧充满渴望的贾建敏想到了在《盲童文学》上看到的一篇作文里提到的北京盲校。当时大人们认为这个学校是成人职业学校，教一些编织手工技术等等。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北京盲校从小学到高中都有。这个消息无疑让贾建敏非常振奋。但当时的北京盲校有规定，就读学生在北京必须有监护人，有这个有那个才可以进去。贾建敏基本上什么都没有，但她还是决定去试试。

“我把我的求学经历给老师讲了一遍，老师被我的求学精神打动了，破格接收了我，把我安排在三年级插班就读。从这时候起我才开始进入真正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因为从踏进盲校的那一刻起，我觉得我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和同学接收的知识、内容、待遇都是一样的，而不是在老家的普通学校里，处处招人别扭。”

跟同龄人在一起，有了性教育

“来到盲校以后除了学习环境和大家都是一样的，还有一点就是我跟其他同学的年龄差距并不明显，我们那一届年龄普遍偏大，所以除了必修的文化课，老师也比较注重对进入青春期的我们进行生理卫生方面的知识普及。”

这一点，是以前在班上年龄甩出同学好几条街的贾建敏最为新奇的。而且之前在家，从来没有人跟她讲过这些。

她还记得，当时学校有个曹老师是学校的校医，也是给她们上生理卫生课的老师，有一天曹老师把全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叫来给上生理卫生知识课。

“当时我们全班都不想去，我们被催了好几次。我觉得那堂课可能会起反作用。我们一致认为大家坐在一起接受这种知识不是能接受的，这么羞耻的事情，怎么能公开谈论呢？”

但是实际上，很多同学确实都需要这些知识。贾建敏知道，好多女同学在生理期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生理期的时候，因为不清楚情况，也看不见，弄到床上，只有生活老师提醒“换床单”。

不过，因为小时候混迹家中，虽然没有人跟她说这些，但贾建敏自己会零零星星听到些。

“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我到盲校的时候已经比较大了，自己有时候听周围人说，比如姐妹们等，听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就会记下来。因为自己已经是这个年龄的人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不会慌了。我第一次听到关于青春期的内容是在我12岁的时候，当时在听收音机无意中听到这方面的知识问答，这是第一次听到的关于性的东西，当时又好奇又紧张。”

现在回想起来，贾建敏觉得，系统性地去学习这些，其实很重要。尤其是生活在盲校的女孩子。这些信息不仅关乎个人，也会影响将来在社会上跟人打交道。

我虽然不是儿子，照样能做出儿子都做不出来的事儿

家里都是女孩子，在当时很受村民们的歧视。外人表现的不是很突出，反而是家人更明显。因为人家有儿子。贾建敏家四个都是女儿，你不能为老贾家传宗接代了，他就想办法挤兑你。

“这就是我们那时农村人的观点，你没有儿子，你这一代就完了。没有儿子的人就会被有儿子的人歧视。”

贾建敏去北京上学这件事，叔叔找她爸连翻脸带打架，贾建敏知道的就有三次。有一次，叔叔指着她爸的鼻子骂：“你这人是不是放着好日子不过，作啊？你把家都败了就老实了是吧？你家里四个女儿，眼睛好的一点出息都没有，你就敢把注押在这么个没眼的身上？”

当时贾建敏的父亲正在为女儿到北京上学四处借钱。亲叔叔都这样想更何况村里的其他非议。即使这样，也没能阻止父亲送贾建敏去北京上学的决心。

“当时我和同村的另一个视障女孩要一起去上学，那个女孩的妈妈问我们，她们费这么大劲儿把我们这俩瞎女娃送到北京去，我们有什么想法吗?我当时的答案是，我不混出个样儿，绝不回这个村子。我就想让人家看看，没眼睛的人也能做到你有眼睛都不一定能做到的事儿。”

在贾建敏看来，正是这些遭遇，练就了她不服输不认输的性格。

到了北京盲校，贾建敏拼命学习，有任何机会都会好好表现自己。终于，1996年贾建敏获得了参加残奥会的机会，她母亲来首都机场送她。这是贾建敏对自己非常满意的一件事儿。虽然只是个集体项目，但是全村人都知道，她贾建敏出国了。这也促使贾建敏在以后的生活里，更加努力，找寻让别人刮目相看的机会。

2004年的一天，在给客人做推拿的时候，贾建敏听到了电视中播放的《我的父亲母亲》征集片。第二天她就打了电话，却被告知不对外地人进行采访，但贾建敏坚持讲完她和父母的事迹，对方就给她破了个例。

“北京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来我们村拍小片，走了半个村子，我爸后面跟了半个村子的人，大家都问：‘你又折腾什么呢，你是不是又闹出什么事儿来啦？’当时我跟我爸嘱咐了别跟任何人说，跟他们没关系。后来经过万人海选层层过关，我成为脱颖而出的十四个人的其中一个。我父母领完奖去澳门玩了四天，回来以后，我跟他们说：‘你们回去什么也不用说，拿着这些照片就给他们看。’我记得就是那时候我回去就会有很多人跟我打招呼，包括原来瞧不起我的人，可亲近了。他们都嚷嚷我在中央有多么硬的后台，谁要是想找事儿，也别打我爸的主意。不知道这些话是从哪里传出来的。那时候我就是想，我不能让任何人瞧不起我，我要让我瞧不起任何人。”

听着贾建敏的讲述，她现在的丈夫连连感叹，贾建敏这都是被逼出来的。

只要传达室的师傅不每天喊我的名字，让我做什么都行

和多数视障者一样，初中毕业以后，贾建敏上了按摩中专班。但因北京盲校中专班当时不接收外地学生，没能争取到再度破例的贾建敏回到家乡保定，此时保定已经有了盲人按摩中专。

开学第一天，老师让贾建敏这个从北京回来的学生代表新同学发言，一位老同学代表也做了欢迎发言。此后，那位老同学代表就经常来找贾建敏聊天，或者到她们班上打牌。

“后来我知道，他很喜欢我，想和我谈恋爱。尽管当时我已经二十多岁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从来没想过谈恋爱。也或许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于是直接拒绝了他。但是他并不死心，想尽各种办法接近我。每次都在女生楼道门口大声喊我的名字，不理他，他就会一直喊下去。我觉得一个女孩子，这样天天被一个男人在那里喊，喊得全楼都听得见，太丢脸了，所以尽管烦他，还是每次都出来制止他。那时他就要去实习了，我想等他去实习了，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了。”

不想，离开学校后，那个男同学每天都给贾建敏打电话。传达室的师傅，每天都要喊几遍贾建敏的名字。几乎全校的老师同学都知道了。贾建敏，实在觉得太丢人，于是买了一部手机，把号码告诉了那位男同学，让他别再打传达室的电话。

“也许你会问，既然不喜欢他，为什么还告诉人家电话呢？其实事后想想，我自己也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当时就是一个心思，一个女孩子，只要传达室的师傅不每天喊我的名字，让我在全校师生面前难堪，我做什么都行。”

尽管贾建敏给了他电话号码，但却不经常接他的电话。有一天傍晚，一位同学急匆匆来找贾建敏。说追她的男孩儿躺在楼下十字路口，所有的车都停下了，男孩儿说贾建敏不下去他就不起来。

得知这一切的贾建敏又慌张又生气，尽管事实上这件事情与她无关，但她总觉得事情因她而起，所以最终还是选择到楼下去劝他。

“此后，他不断的给我朋友和家人打电话，要求他们劝我跟他好。我实在不想让家人和朋友为我的事情受打扰，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尽管这样的做法如今看来真的很可笑！”

他对我连基本的信任都没了，还让我说什么呢

就这样，贾建敏被逼着谈上了恋爱，后来还认命结了婚。婚后，很快就怀孕了。

“其实我本来不想要孩子，一方面害怕遗传，另一方面也觉得这对孩子不公平。”

但是当贾建敏有所察觉，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孩子已经三个月大了。她不忍心把这个小生命打掉，于是决定把她留下来。

在贾建敏看来，丈夫是全盲，啥也做不了，她只能自己去医院进行产检。好在，医院并不大，经过几次摸索，她便熟悉了经常去的诊室和检查室。医院的大夫见她是盲人，对她也很是照顾。

在此期间，贾建敏夫妇在北京开了自己的按摩店。起初，按摩店的位置很好，生意也不错。尽管她已经怀孕，但妊娠反应并不大。于是，她每天干劲十足，希望能给孩子多攒点儿钱。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后按摩店几经搬迁，客人也不像开始那么多了。生意不好，加之家务繁多，贾建敏跟丈夫经常争吵，丈夫时常还会闹情绪。

贾建敏因为怀孕，有时候身体不舒服，无法按摩，丈夫也不按。于是，为了生计，不服输的她只好拖着沉重的身体继续工作。孩子出生后不到一个月，她就又开始按摩了。不愿意将孩子送回老家，每天又要忙于按摩，无暇照顾孩子，无奈之下，她只能将母亲接来与她们同住。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贾建敏接触到了网络。来到一个盲人聊天室，和一位男搭档共同为盲人转播奥运会实况。

“这位男搭档和我很谈得来，于是我们加了QQ。尽管在我家庭变故后，这位搭档成了我现在的老公。但说良心话，当时我的确没有丝毫这样的想法。或许因为我经常和这位搭档聊天，前夫怀疑我网恋。我觉得很可笑，多次跟他解释。但是他依然不信，居然几次偷看我的聊天记录。对前夫的这种行为，我感到十分失望。我觉得夫妻间最基本的信任莫过于此，他对我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了，居然偷看我的聊天记录，还让我说什么呢？于是我们每天的争吵又多了几分。”

也是2008年，房东要卖掉她们用于按摩的房子，贾建敏只好和母亲一起去找房子。而孩子，因为丈夫不肯照看，也只得跟她们一起外出。一个月的时间里，孩子经常累的趴在她和姥姥身上沉沉的睡去。

“说实话，自己再苦再累我都能接受，但每当看着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受罪，心里真是像针扎一样。而此时的前夫，依然时常发泄他的情绪。说不工作就不工作，我找了一天房子，回到家还不得不面对他的冷脸，我心里十分难受。”

孩子两岁半的时候，经过商量，贾建敏带着孩子回老家保定上幼儿园。在老家期间，一位朋友打电话问她，是否跟网上的搭档跑了。上网一看才发现，原来前夫一直认为贾建敏跟聊天室搭档之间有说不清楚的关系，并把他认为的事情公布到了网上。面对这些，贾建敏失望之极。终于决定跟前夫离婚。

当别人都说你是贼，你该怎样生活呢

“尽管在村里的乡亲看来，一个女人离了婚，还回了娘家，是一种不幸，而我却觉得这是一种解脱。那时，我希望能够一直住在家里，陪着孩子长大。于是，我在村子里继续做起了帮人按摩治病的工作。虽然钱不如北京挣得多，但是却十分踏实。凭着按摩的收入，家里的日常开销我都能一力承担。”

但在贾建敏老家农村，有一种观念，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尽管贾建敏的父母没有儿子，但是大姐招的却是上门女婿，就如同是儿子。所以贾建敏在家里住的时间一长，大姐家的女儿觉得她回来吃老人了——尽管当时贾建敏正在负担家里的日常开销。于是，她的孩子每次要看电视都几乎要给她姐姐（贾建敏大姐的女儿）下跪，也不一定能获得满足。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一两次，我不认为是什么要紧的问题。如果问题发生在两个未成年人身上，我依然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可问题在于，两个孩子年龄相差二十多岁，而且这一幕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还有些时候，我买些零食给家人吃，姐姐的女儿会当着我的面，直接丢给小狗，边丢边说‘小祖宗给你吃吧，你不吃别人也要吃，别人吃了也是浪费’。三番五次这样做，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而一旁的老人看着这些，也无动于衷，或许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吧，比如要靠姐姐家养老。由此我想，走吧，在哪儿我也不会拖累别人，既然我是自己养活自己，那为什么不找一个让自己痛快的地方呢。”

因为孩子要上幼儿园，马上还面临在哪上小学的问题。贾建敏觉得自己不能再带着孩子去漂泊打工，所以找个稳定的地方安顿下来，再成个家就成了她唯一考虑的方向。而此时吴占军——也就是她在聊天室认识的搭档，就成了贾建敏心里的首选。

“有人问我，选择他难道不怕大家说三道四吗？我的回答是：第一，我问心无愧，现在和占军好不代表过去我想跟他好。第二，前夫给我在网上造谣的时候，我在QQ上写了一条说说‘当别人都说你是贼，你该怎样生活呢？’幸福是自己的，我已经被别人的说三道四害过一回，不能再害第二回。”

吴占军从小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这种疾病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加重。十九岁的时候，身体的障碍让他不得不坐上了轮椅。从那时起，他一直坐在轮椅或者床上，目前来说，日常生活都需要他人的辅助。而贾建敏视力不好。基于这样的情况，两边家人和朋友都不同意她们的结合。

“我爸曾对我说‘你要是跟他结婚，我就永远不登你家门。’我理解老人的心，都想让女儿过上好日子。但是我的脾气一直是这样，既然做出了决定，就不会轻易更改。我对他说，我以后万一要饭了，要到咱们村，到咱家门前我会绕过去。万一我以后混好了，该怎么照顾您会一如既往！”

经常有人问贾建敏，这样做到底图什么。她告诉我们，她就是想证明，自己不但不拖累人，还能负担别人；她也是一个安分的人，她跟谁都能过，还能过的挺好。

与其说他是我的老公，不如说他是我的一个孩子。

就这样，贾建敏带着孩子，和现在的丈夫吴占军走到了一起。

“我每天早上起来先把曈曈（她孩子）叫起来，然后再给我老公穿衣服。给他穿衣服就跟给小孩子穿衣服一样，要一个胳膊一个胳膊穿，用我老公的话说比照顾婴儿还费劲儿。穿好衣服就把他扶起来，推到他合适的位置。”

对于这个“合适的位置“，贾建敏解释说，吴占军每天除了躺在床上，就是坐在电脑前。他的双手不能同时离开桌子，必须有一只手扶着桌子，每天他基本都保持一种坐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屁股下面已经坐出了一个坑，合适的位置就是这个坑。找到这个坑他就能坐的时间长一点，如果偏离了这个坑他就坐不了那么长时间。

“接下来我就大概收拾一下房间，给他挤好牙膏准备好刷牙水，他现在还能自己刷牙，然后帮他洗脸，把电脑给他打开，白天就是帮他准备好水，在屋子里用便盆帮助他上厕所。我基本就没什么事儿了。只等客人来了，白天除了给客人按摩，每天还要给我老公按摩，一般是在起床之前。如果他感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在白天有空的时候再加一次。从结婚以后一直就是这样，都有了规律也就不觉得麻烦了。与其说他是我老公不如说是我的一个孩子。”

每天料理好丈夫，贾建敏还要照顾孩子。孩子现在9岁了，很多事情会自己干，也不用贾建敏操太多心。

“以前我是每天接送她上学的，但是有一年冬天出了一点小意外以后，孩子就再也不让我送她上学了。那时候她上二年级，那天下了雪，下午我去接她的时候，由于天色有点晚了，我没有看到清扫在路边的残雪堆，不小心摔倒在雪堆上，正好被她同学的家长看到了，到学校后我没有告诉孩子路上发生的事儿，孩子也没有说什么。回到家孩子大发脾气，说以后再也不让我送她上学了，问她为什么，她就说她长大了自己可以回家。我和老公也就默许了，觉得也可以让她锻炼一下自己。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接送过孩子。”

如果实在过不下去就回来。

贾建敏和吴占军结婚大概两年后，她父母来看过她们一次。作为人母，贾建敏能体会他们的心情，他们始终放心不下她和孙女。贾建敏父母过来以后看到她们生活还过得去，表面虽然没说什么，但他们仍然固执地认为这段婚姻不可能长久，私下里跟贾建敏说——如果实在过不下去就回来。但贾建敏表示，她绝对不会回去。现在的贾建敏，不靠任何人，只相信自己的不断努力。她准备再攒点钱，看看这几年买个自己的房子！

对于未来，贾建敏充满信心。这个在他人看来，不靠谱的“盲人”与“女人”，认真而努力地经营着自己的事业与家庭，还将继续好好经营下去。

点评

从贾建敏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残障和（农村）女性身份带来的双重压迫。在农村，妇随夫居和土地分配重男轻女等习俗，使得人们认为只有儿子才能承继家业，女儿只是“赔钱货”。而在一个处处为残障人制造障碍的社会，残障人往往不能创造与健全人同等的价值，甚至会给家庭带来医疗等高额开支，因此生下残障女儿更是“赔大了”。所以当父亲准备送贾建敏上北京盲校时，叔叔才会从家族利益的角度严厉谴责兄弟这个不明智的投资。而当建敏离婚后回娘家时，外嫁女和残障人这双重身份，使得姐姐一家觉得她就是回来吃闲饭的，完全无视她的经济贡献。

另外，主流男权社会要求女性不失身、不改嫁。于是内化了这种贞节观念的建敏在被老同学纠缠时，只能自认倒霉，屈从对方。而且，人们常认为残障女性在婚姻市场上价值低，甚至“有人要就不错了”。猜想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建敏在第一段婚姻中伤痕累累，父母却没有施以必要的干预。

随着岁月的历练，建敏逐渐变得坚韧、好强，倔强地坚持自己的喜好，比如坚持要跟比自己更“残”的第二任丈夫在一起。这种性格特点在残障人身上并不鲜见。究其原因，并非残障人好面子，或者天生就“自强不息”。而是当社会一味说你“不能”的时候，你只有坚持自己“能”，才能给自己赋能。同样地，当社会否定女性的欲望，并用闲言碎语监视着女性的所谓贞洁时，女性也只有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才能抛开社会带来的枷锁，不是吗？

参考公约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六条：

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有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一切事项上对妇女的歧视，并特别应保证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

(a) 有相同的缔婚权利；

(b) 有相同的自由选择配偶和非经本人自由表示，完全同意不缔婚约的权利；

(c) 在婚姻存续期间以及解除婚姻关系时，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残疾人权利公约》二十三条：

缔约国应当采取有效和适当的措施，在涉及婚姻、家庭、生育和个人关系的一切事项中，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消除对残疾人的歧视，以确保：

所有适婚年龄的残疾人根据未婚配偶双方自由表示的充分同意结婚和建立家庭的权利获得承认；　　

（二）残疾人自由、负责任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获得适龄信息、生殖教育和计划生育教育的权利获得承认，并提供必要手段使残疾人能够行使这些权利；

（一）残疾人，包括残疾儿童，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保留其生育力。

第二十五条：

一、缔约国确认残疾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为了在不受歧视和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实现这一权利，缔约国应当确保在各级教育实行包容性教育制度和终生学习，以便：

（一）充分开发人的潜力，培养自尊自重精神，加强对人权、基本自由和人的多样性的尊重；

（二）最充分地发展残疾人的个性、才华和创造力以及智能和体能；

（三） 使所有残疾人能切实参与一个自由的社会。

二、为了实现这一权利，缔约国应当确保：

（一）残疾人不因残疾而被排拒于普通教育系统之外，残疾儿童不因残疾而被排拒于免费和义务初等教育或中等教育之外；

（二） 残疾人可以在自己生活的社区内，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包容性的优质免费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三）提供合理便利以满足个人的需要；

（四）残疾人在普通教育系统中获得必要的支助，便利他们切实获得教育；

（五）按照有教无类的包容性目标，在最有利于发展学习和社交能力的环境中，提供适合个人情况的有效支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