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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青风和他背后的机构创造了中国残障领域无数的第一个，第一个广播团队，第一个奥运盲人记者……，他们为这些“第一”骄傲、自豪，也为这些“第一”遗憾、困惑：在这无数的“第一”光环背后，无不体现着残障人在教育、就业、社会参与等方面的空白，这些空白需要多长时间填补、谁来填补、如何填补？杨青风的经历似乎告诉我们，对于残障，首先需要的是换一种视角，换一个态度，然后踏实前行

童年的渴望

杨青风先天性双目失明。

“小时候，我还有点光感，虽然生活在农村，不过活动范围也很受限，那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傍晚的时候，站在门前眺望远处家家户户渐渐点亮的灯火。我其实并不知道那边是什么，在梦里，会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一片色彩斑斓，却无法到达，遥不可及。”在孩子的眼中，远方往往都是美好的。

对于先天性失明的杨青风来说，远方很近，又很遥远，对什么都充满好奇的杨青风喜欢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一个人努力地去尝试到达这些在大家看来他无法也不应该到达的远方。

“我从小就是个喜欢在外面玩的孩子，尽管我看不见，但我仍旧喜欢每天都往外跑，玩到很晚才回来。”

父母亲都在北京做生意，杨青风跟着奶奶生活在农村，值得庆幸的是，他并不像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盲孩子那样，会因为家长的不放心而只能呆在家里，奶奶很宠爱他，并且会允许他出去玩。

▲ 青风素像

“大概也是因为总爱往外跑，我对什么东西都充满了好奇，比如拖拉机，你们肯定都见过吧，我从小就好奇，它是怎么转地就能轰隆隆地响起来的？所以有机会就会去转它，从很小的时候就会，顶着大太阳，转得汗流浃背，直到九岁吧，才终于第一次把它转响了，也许后来会做广播搞电台，也跟这种好奇有关。”

杨青风对这个世界的每一事物都充满好奇，从没有因看不见而产生沮丧。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身边的小伙伴们都渐渐开始上学了，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玩了，有时候杨青风倍感孤单。每当夕阳西下，小伙伴们放学回来，向他诉说学校的老师、故事的时候，杨青风也对上学充满了向往。

于是杨青风问奶奶，自己能否也去上学？奶奶是说因为他看不见，所以他上不了学。至于上学具体是怎么回事，杨青风不了解，只是觉得别人都能上学，我为什么不能呢？

那时候，能与他为伴的只有收音机，“后来就听收音机，奶奶给我买各种收音机，我就天天听。那个时候最喜欢听早上十点的广播体操节目。因为这个节目一放完，奶奶就会从田里回来了。”

和大多数盲人孩子一样，收音机是杨青风童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收音机一直陪伴着他，驱散孤单，使活泼的他内心得以安静。

收音机也成了青风美好的回忆，“我小时候买的收音机，嗯，摞起来，可以拼出这么大一张电脑桌。”提起收音机，杨青风兴致勃勃，张开双臂使劲地给我们比划着：“为什么那么多，原因当然是我好奇，会拆，拆了又装不回去，只好拼命哭，奶奶就又给我买。”这使得他对收音机了如指掌。

不过收音机并不能驱散杨青风想上学的念头，“不过那时候心里装的最大的事，还是人家都有张老师李老师，我却没有，偶尔还是会觉得难受。”

不服气的尝试

转机总是不期而至。那一天令人难忘。“七八岁的时候吧，有一天晚上，我记得都八点多了，我爸突然回来了，特别高兴，让我妈去炒菜，说要喝酒，那时候农村里晚上八九点还炒菜是很罕见的事情了，然后他把我叫到面前，说今天去海淀了，说我也可以上学了，记得当时奶奶抱着我就哭了。”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杨青风不胜唏嘘，后来的他自然是明白上学的重要意义，理解家人的心中其实一直满是牵挂，可当时他心中闪过的想法只是，这下子，我也可以有张老师陈老师李老师了。

7岁那一年，杨青风进入北京盲校学习，他十分激动，因为这里是很新鲜、好玩的地方。

“有许多孩子在北京盲校，早就学会了用盲杖，他们能自己一个人在学校里到处走，有的还可以自己回家，我想，嗯，我也可以自己回家，这些我当然也得学，很快就学会了，只是学校担心出现安全问题，如果家长不签字，我们平时绝对不允许自己一个人回家的，必须得家长来接，可我父母怎么也不同意签字，因为从北京盲校回到我家通州很远，而且要换乘，下车后还要走一段路，比较麻烦，怕我出意外。”

尽管有时候杨青风觉得一个人回家有点害怕，但天生不服输的性格，使他终于下定决心，在一个周末偷偷拎着盲杖，溜出学校，坐上了回家的公交。

其实，当时杨青风也很紧张。“这一路上把我给紧张的，生怕自己丢了，或者被坏人抓走。不过都出来了，那就拼命向前走吧。我一路上抓着人就问，他们也还真都肯帮我，直到我最后拎着盲杖当当当地回到家里时，我爸妈他们都惊了！”

第一次的感觉，令人难忘。正是这第一次使他更加自信，相信自己能做很多事情。“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渐渐地，他们也就习惯了，让我一个人回家，而那些大客司机，面包车司机们，也都认识了我这么一个盲人，每逢周末回家，换车时都不用打招呼，就上来拉我。”独自回家的经历，对日后的杨青风产生了重要影响。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在盲校的生活就结束了。从盲校一路走来，他曾调皮捣蛋，曾有不服输的大胆尝试，按照传统的标准，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但他聪明，善于思考。

中专毕业后，杨青风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进一步学习针灸推拿。在大学这开放的环境里，让他有了更多了解外面世界的机会，正是在大学里，杨青风对公益机构有了一些了解，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北京的一家助残公益机构。

“尽管后来因为理念不同，我离开了，但每次回想，我仍旧很感谢他们。在那里，我的普通话水平进行了系统学习和训练，通过了国家普通话考试并获得一甲的好成绩。第一次开始学习制作广播节目，学英语，学了很多东西。那时候的课余时间，全部都投在了这里。”

在这家机构里，最让杨青风不舒服的就是，有些人当时总从强调残障人的不足出发，潜意识中认为残障人是无能之人，这让杨青风很反感。“一张嘴就说你们盲人能做什么呀？可是我总是想说，你们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来想，虽然我是个盲人，可又有什么我不能做的呢？”这样的想法，让杨青风越来越坚定，他想告诉别人，其实盲人什么都可以做，不要怀疑盲人的能力。最后，杨青风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残障朋友们选择了离开，开始了自己的公益之路。

“直到现在，盲人能从事职业依然相当少，主要还是推拿、按摩，虽然我上了大学，但其实毕业以后也没有别的职业可以选择！”杨青风说，“因为大家对广播和声音都比较了解，所以就想做一些和声音有关的事情。”就这样，声音逐渐地和他们分不开了。

▲ 直播现场

声音之路

那是2006年的夏天，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除了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外，一无所有。这时，一个网络红人进入到了杨青风的视线之中。

“有一个叫胖大海的网友，因为做播客而走红，并且受到了电台的青睐。我们当时就想，能不能复制他的模式，通过做播客，来获得电台的关注，赢得播出渠道呢？”

无知者无畏，不服输的念头使杨青风他们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第一档叫《点点评天下》的节目应运而生，这也是他所在的机构：一加一（北京）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的第一档节目。“别人能作，我们为什么做不了呢？”杨青风自信的说。

“《点点评天下》是以搞怪俏皮的方式评论一周的新闻时事，为了获得较好的声音效果，我们特地挑夜深人静的时候，蒙上被子录节目，几个人都汗流浃背的。我们的精心制作获得了网友的认可，点点的点击率一直不错，不过类似的节目在网络上不计其数，要想脱颖而出又谈何容易！”

在制作《点点评天下》时，杨青风和同事们刻意隐去了自己残障人的身份，希望能够和其他人一样，不依赖同情与怜悯，追求平等的对待。

“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种平等很脆弱，如果连我们自己心里都发虚回避自己的残障，又如何来要求社会平等地对待我们呢？即使这样我们获得了成功，向社会证明了健全人能做的我们视障人一样能做，那也只可能成为健全人茶余饭后的一种谈资，给我们打上神话的标签。”

这是一个开始的阶段，一个谁都可以看见和被看见进步的阶段，一个能驾驭录音机和话筒，甚至从电脑里听到自己声音都能兴奋几个小时的阶段，也是一个有沮丧有打击有反思的阶段。

“媒体行业竞争非常激烈，我们当时在想，只有有了自己的特点，自成一家，才能立足，才能谋求更大的发展。可我们有什么特点呢，想来想去，就只有我们一直在逃避的残障了。”

改变往往是从自身开始的，当杨青风意识到残障不是缺点，而是特点的时候，思路豁然开朗。

“当时所有的残障节目，都离不开身残志坚、自强不息，我们并不否认许多人，包括残障人自身，有这样的节目需求，但我们更加希望节目能够多元，展现残障人生活与内心的最真实想法，于是我们就开始了新的尝试。”

他们突发奇想，去了一对盲人夫妇家里，跟着他们学习做菜，并且将之制作成了一期节目。

“当时我们把节目拿给电台的老师听，电台的老师赞不绝口，说这样的节目，不仅残障人爱听，健全人也爱听，而这样的节目，只有你们才做得出来，我们是做不出来的。”这次成功使他对自己的想法更加坚定，自己的道路也逐渐明确。

▲ 采访农村残障人

2007年上海特奥会，杨青风第一次拿到了正式的赛会采访证，一加一共有四位记者参与了报道，至今那些采访证还挂在书柜上，这是值得永远铭记的回忆。

发展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那时候只能以一些媒体的特约通讯员的形式采访，很不方便，我们只能是做好自己手中的事情，让别人了解我们，相信我们。”

▲ 青风在水立方采访残奥会

要做一档节目，采访和播出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他们需要获得更多人的认同。那时候，很多人突然遇到一个盲人提出采访要求，都会下意识地拒绝，尤其是他们作为一个民营机构采访就更加困难了。

“拿着话筒去做街头采访，需要非常大的自信，这包括了对自己残障的自信和对自己职业的自信，但那时候我们很难做到。”

正是因为这样，街头采访变成了杨青风培训新同事的必修课。

在磕磕绊绊中，一加一的运转总算是上了轨道，节目也开始陆续在一些电台播出，杨青风却丝毫不敢放松，他想得更远：

“特奥会的经验告诉我们，重大的新闻事件是我们改变社会观念的突破口。”

于是杨青风他们赶在08年北京残奥会来临之前，开始了一档新的节目策划——《爱上残奥》。

“《爱上残奥》一共有一百期，每期都由一个残障人或者与残障人有直接接触的人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一个与生活与残障相关的故事，我们觉得用‘我’讲述一件事情和其他的表述方式不一样，这是缩短普通听众与残障人之间距离感的最好方式。”

又一次，一加一的策划获得了成功，《爱上残奥》不仅获得了奥组委的授权，而且在全国的176家电台播出，这让杨青风十分振奋，也颇为骄傲。

《爱上残奥》制作过程，让杨青风深深地感觉到，他们工作地真正价值是代表了残障视角的声音，通过这个声音可以影响主流社会里特别是跟他们有更多接触的媒体对待残障的态度，于是，他们开始了积极的残奥会报道，并最终拿到了中国奥运报道历史上第一个给视障人的采访证。

▲ 在信息无障碍论坛发言

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在残奥会的报道上，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而且很多主流媒体也找到他们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希望借助青风的视角观察，在与众多的媒体接触过程中，他们也开始更加关注一个词：倡导。

杨青风说“残障人是最好的倡导者，而最好的倡导就是行动”。

从报道2007年上海特奥会，到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的第一个盲人记者，再到后来成为各大赛事的常客，杨青风日渐成熟，伴随一加一稳步发展。

“不断地有视障人加入到我们的团队，我们有着共同的理念，正如我们的节目片花里所说，我们并不想刻意去描绘残障人生活的不易和自强不息，而更愿意去展示一个真实的原原本本的残障人生活，这种真实，对残障人，是生活的经验分享；对健全人，是对残障人生活不同以往的认识。”

声音，传播故事，传播信息，传播力量，更重要的是，它传播的是新的残障理念，一种平等对待残障的理念！这就是声音的力量！也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 获奖现场

【人物介绍】

杨青风，男，北京人，盲。2007年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现为一加一（北京）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媒体制作中心节目总监，记者，主持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残疾人之友》节目制作人。中国奥运历史上第一个盲人注册记者。 2006年加入一加一，接受过BBC专业广播培训，并得到BBC著名盲人主持人Peter的指导，素有“中国的Peter之称”。参与组建中国第一个视障人广播节目团队（一加一声音工作室），2007年上海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注册记者，2008年策划制作奥组委授权的《爱上残奥》北京残奥会百期公益广播宣传片。同年制作的《中国残障人观察》节目，开创了中国残障领域广播媒体深度调查的先河。其创意并制作的节目《一声一事》获得“东方畅想”全国广播创新节目“最佳创意奖”，其策划并主持的《视障热线》成为中国首个视障社群交流节目。在广播节目制作、媒体传播和视障人信息服务领域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编者随想】

敢于自嘲是杨青风幽默方式的代表，在他和外界特别是非残障人的沟通中，人们常常对他和他的工作产生好奇，这种好奇在杨青风看来显然有些初级，但是如果直接回应，双方难免尴尬，所以，幽默成为了他的沟通习惯，他会形容别人对他的过分关注为“我一进电梯，原来的谈论就停止了”，“高跟鞋从我的身边走过会有节奏的变化”，在不小心碰到东西时，他会说“对不起，主要是我没事，倒把你们吓一跳。”

杨青风是勇于尝试的，但这种尝试在视障群体里并不多见，“很多盲校担心出现安全问题，如果家长不签字，平时绝对不允许盲人一个人回家或者出行”，虽然这种想法出于对孩子的保护，但是做法过于简单，类似的还有因为怕被开水烫到，不允许盲人学生打水，很多家长在自己家里也有类似的做法，这些做法的初衷都是出于保护，但因为过于直接和简单，最终从小到大限制了盲人尝试的机会和可能。青风直接挑战这些偏见的做法，告诉我们常态的残障人生活可以像他的生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