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妖，我正参加“我与《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故事”征文活动。残障人发声，你听见了吗？

我是小妖，一位脑性麻痹后遗症人士，走路非常不稳，也无法长距离行走，眼睛看不清道路，空间感也很差。

从小，父母及身边人就断定：以我这样的身体情况，去哪出行，可能都需要人陪着，生活半径，也不会太大。

可是，从小到大，我就最不喜欢“宅”，总是梦想着有一天能浪迹天涯。

于是，我和爸妈提出要锻炼独立出行能力，他们欣然同意了。父母鼓励我说：虽然出行比较困难，但未来总不可能有人时时刻刻陪在我身边，学会独立出行。有紧急的事，总可以自己去完成，就方便多了。

爸妈觉得，对于身体有多重障碍的我来说，独立出行中的难题，需要一个个去攻破，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

于是我们讨论后决定：先从家附近的地点开始练习。对于空间感和方向感极差的我，普通人眼中的小case，冲击绝对很大。

刚开始练习独立出行那会儿，手机导航还不普遍，父母想到的办法，只能是自制地图，帮我认清路线，因为光听别人口头指路，我根本听不懂，也搞不清方向，而对于普通人走一次就能记住的路线，我可能走了十次，都还会时不时辨认错。

面对这种情况，渐渐长大的我，每次出行前，都会拿出纸和笔，记下自己要走的路线，放进口袋里，这样如果迷路了，就可以随时看了。而让我感到颇有安全感的是：爸爸妈妈都非常能理解我的困扰，会不厌其烦地用我能够听得懂的方式，为我讲解路线，有时，为了让我弄清一个方向，家里的道具（如玩具、小棒、椅子等）都用上了。

有时，始终弄不清方向的我，会遭到来自小伙伴的嘲笑，有时，看着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弄清一小段路线，看着带着我认路累得满头大汗的父母，我也会很丧气。

我哭着对父母说：我不练了，如果未来实在不方便我就宅在家里算了，这样就不用拖累别人。

然而，父母只对我说了一句话：爸妈虽然爱你，但总有一天，你要学会自己去面对很多事情呀，即使不浪迹天涯，自己出门办个事，总得会吧！在这个练习的过程里，有我们在，前路多难，你都不用怕！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们每周都会坚持记路线，但却一直收效甚微。

有一次看病的过程中，一个医生推测：空间感、方向感差，是因为我的眼睛兼有先天性弱视和斜视而引起的，父母抱着一丝希望，便给我买了训练眼睛的各种工具，想着：只要把眼睛给治好了，我的认路能力就能大大地增强了。

结果，付出了太多太多努力，我眼睛的状况还是没多大改善，并且在不断求医的过程中，又发现了我新的障碍，比如色弱、脸盲、眼睛无法准确聚焦等等。

没人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各种各样奇怪的状况，医生只是隐隐约约地推测：这是脑细胞受损造成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父母也很丧气，因为过于依赖自己画的路线图，稍微远点的地方，或者原路线遇上了修路，我就不知所措了。而父母也没有超能力画出所有我要去的地方的路线。

经过思考，我们一家最终决定放弃最初的认路计划，开始练习独立乘坐公交车和地铁，因为公交车和地铁，只要记住站名，就算不认识路，也能方便地到达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而且拿着残疾人证就能免费乘坐，交通成本比较低。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特“骨感”。地铁里拥挤的人群，和公交车门口高高的台阶，成了我最难迈过的坎，并且刻意练习了整整一年都无济于事。

至此，我和父母几乎完全放弃了希望，不会认路，公共交通工具无法乘坐，不能长距离行走，没有找到合适的辅具，实现独立出行的希望几乎为零。

从此，我出行几乎都有父母陪伴，独自出行，父母无法放心。我也害怕，谁让我身上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障碍呢！

大三那年，我得到了一个去外省参加工作坊的机会，工作坊的主题是我非常关心的，残障议题，并且，这个工作坊的内容还和我毕业论文的选题相关。更重要的是，在培训期间我刚好能和我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见一面。

得知这个活动的那一刻，我动心了，然而活动那天，正值工作日，父母都无法调休，而且如果需要一同前往，交通成本也很高。

在这种情形下，我的出行计划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他们说：你这孩子，如果没有我俩的辅助，你都无法长距离行走，上下交通工具都无法自己完成，怎么能够独立出行，这太危险了，我们绝对不放心。

面对父母的阻挠，我坚决没有让步，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绝对不能放弃。

虽然我出行面临一些困难，但我有权决定我要不要参加这次工作坊，要怎么去完成这次工作坊、要不要尝试一次一个人的远行……

这样意识到以后，我便开始做我的出行规划，通过航空公司的网站，我了解到机场有针对特殊旅客的服务，可用轮椅协助行动不便的旅客。登机全程有工作人员协助，不会担心因为方向感不好而迷路。不仅如此，下飞机后，工作人员还可以帮忙呼叫出租车；通过路线导航软件，我了解到从机场到达活动地点，打出租车就可以很方便到达。

我把这些信息分享给父母后，他们似乎觉得我的这次独自远行有了安全保障，便犹犹豫豫地同意了我进行一次尝试。

在我启程去参加活动那天，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因为背上行李，行走更困难。上车时，我想请司机把我直接送到机场大门处，无奈从司机口中得知，机场有出租车固定停车位，送到门口是违反规定的，于是我就上网查了机场的服务热线，和机场地勤说明了我的需要。

当我来到出租车的下车点时，发现已经有机场地勤人员推着一辆空的轮椅在门口等我了。

在他们的协助下，通过使用机场的特殊旅客服务，我顺利到达了那次工作坊的举办城市并在机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很快坐上了去往活动地点的出租车。在出租车上，我通过导航软件，就能清晰地判断司机走的路线是否准确。

然而，当出租车到达活动地点时，我又傻眼了——举办活动的会议室坐落在一条小巷子里，出租车是开不进去的，而我在背着行李的情况下肯定无法走得那么远。大脑飞速运转了一下后，我让司机找到路边一个有石凳的地方，让我下车。

我坐在石凳上，打开那次活动的互动群，和共同参与活动的伙伴们说了我的难处，描述了我自己所在的位置，并附上了图片。

过了一会，有一位伙伴就找到我了，帮我拿着书包。和我一起慢慢走到了活动地点。

虽然这个过程不是靠我自己完成的，但我还是顺利参加了工作坊，达到了目的。

那一刻，坐在会议室里，看着伙伴们的笑脸，我却忍不住哭了起来，不知为什么，只是隐隐感觉，那一刻，我不再是那个被人判定没有独立出行希望的小孩了。我甚至开始相信：一步步积累经验，我那个浪迹天涯的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

有一天，偶然地，在一个公众号上，我看到了《从“不可能”到“不一样”DPO领导力手册》里，关于《残疾人权利公约》中，“尊重固有尊严和个人自主”这条原则的解释。

上面写道：

个人的自主与自立，是精神/尊严层面的自主决定。譬如一位脊髓损伤高位截瘫人士无法独立完成生活自理，但这并不影响他决定自己要住在哪里，要跟谁一起生活。

看到这段话的那一刻，我忽然联想到了自己的第一次独立出行经历。

我感到：在我过往的生命中是对“独立”的误解，让我无法鼓起独自远行的勇气，而如今，我仍然无法长距离行走，仍然方向感很差，身上仍然有很多乱七八糟的障碍，但是在独自远行的途中，我可以客观地评估自己的能力，通过各种途径，巧妙寻求支持，达到自己的目标。

真正的独立自主不是强行突破自己的极限，一个人完成所有事，而是能够勇敢做出选择，并自己付诸行动去对已做出的这个选择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