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晴从小在西南的一个国营工厂长大。父母都是工程师，父亲还是厂级干部；她又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很得宠爱。大学毕业时，母亲还为她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套房子，希望她留在成都。但她不愿意毕业了还要被父母安排，更希望走自己的路，离开四川，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她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成都的工作，与男友一起到深圳闯荡。

杨晴从小就很漂亮，而在深圳时风华正茂，男友也长得非常英俊，在旁人看来两人十分般配。但找工作时，杨晴发现男友在学历上撒了谎。但更重要的是，她觉得男友不爱学习，也不够上进，将来怎能挑起家庭重担，也许还会影响以后的孩子。虽然她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家庭观依然传统，认同男主外女主内，于是决然与男友分手。

那时的她，英语很好，在一家企业做翻译，追求者众多，都是香港人、台湾人和外国人。但她没从与男友分手的伤心中走出来，于是回到了西南。那时她才23岁，但一回到家，她就成了“大龄剩女”。家人发布了征婚贴，杨晴收到了很多人的电话，其中最聊得来的一个人，成了她后来的丈夫。杨晴觉得他相貌欠佳，但人还算很聪明，“因为我第一次恋爱很伤心，觉得恋爱谈过一次就可以了。就想找个踏踏实实的人结婚，想有个家庭。”

杨晴为了丈夫又来到深圳。婚后的生活还算美好，两人一起奋斗，买了两套房。可就在这个时候，杨晴的视力出问题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到处检查，终于确诊。最初医生还提醒她，说这种病别告诉老公，告诉的都离婚了，因为这个病会遗传给小孩。想到会遗传给小孩，追求完美的杨晴更是无法接受。但丈夫说他们一起治，他永远不会离开。

视力下降以后，杨晴的人生观都改变了，不再努力追求职位上升，也不再看重金钱。她觉得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家庭、亲情更重要。父母为她提供物质支持，丈夫陪她到处做手术。治疗没有成效很受挫，丈夫似乎还有点开心，不再担心她离开，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乎她，这让她心里很失落。

虽然担心遗传，但杨晴特别强烈地想要一个孩子。她后来也改变观念，想到遗传也只有1/4的概率，这个世界也并非只有完美的人才能生活。她自己虽然眼睛也不好，但是挺幸福，好好安排，以后也可以过得很好。即便真的遗传，孩子发病也得等到30岁，而她会早一点把孩子培养好。

一切按计划走着。怀胎十月，孩子出生。视力不好的杨晴，又没有经验，照顾小孩有些累，想要请保姆，丈夫选择了把她公婆接到了深圳。在眼睛没有查出问题之前，因为她为人大方，丈夫父母都对她很尊重，也把她看得很高。但是这次到了之后，态度大变样。公公喝醉了酒，想说就说，想骂就骂。丈夫也是如此，杨晴接受不了。加之其它生活矛盾，因为看不见脸色，也难以沟通。公婆逼她出去上班，杨晴不愿意，公婆就表示不帮她带小孩。孩子三四个月的时候公婆就回去了，然后杨晴就一个人带，不会做家务就跟保姆学。

就这样，视力障碍的杨晴将孩子带到3岁。如果继续这样，一切还好，可后来公婆又来与他们同住。日常生活的摩擦让她与公婆的关系更加紧张。夫妻关系也变得恶劣，丈夫居然把自己的工资全收起来，原有的工资卡也销了户，杨晴被剥夺了经济自主权，花钱要一百一百地请款。杨晴威胁说要起诉离婚。丈夫却满不在乎，还言语刺激她，问她为什么还不去起诉。于是，一个多月后，杨晴到法援中心找律师起诉离婚。

丈夫同意了离婚。他们的两套房子，杨晴愿意给丈夫一套。但条件是，每周丈夫要来带一下小孩，不要让小孩缺少父爱。

离婚后，杨晴觉得解脱了，不仅经济重获自主权，还少伺候一个人。前夫对她甚至比离婚前还好。他们还是住在结婚时候租住的房子里，也就是离婚不离家。后来前夫因工作原因去了外地，杨晴和他彻底分开了。

作为一名带着幼子的单身视障母亲，杨晴后来遭遇了很多不平，维权无果。很多时候，不得不以暴制暴。为了重新做回自己，杨晴想要成为一名律师，她开始准备司法考试。备考过程中，她发现学习法律后再没有人敢欺负她了，她自己也用法律帮助了别人。除了生活中经历的各种暴力情形之外，激起她下决心参加司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前夫劝她放弃这个想法，因为他的新女友也参加过几次司考，但是一直都没有通过。而这也给了杨晴反向激励。

第一次参加司法考试，杨晴离通过仅差23分。第二年，杨晴以漂亮的成绩通过了司法考试。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她更自信能回到原来的圈子里。当然，父母也觉得有了面子，有一个当律师的女儿，可以揭去残障的标签。尽管不能直接在深圳做执业律师，杨晴为自己的职业做了曲线规划——先到内地实习，以后做律师，需要视力的事情就请一个助理。

杨晴已经有了律师身份，希望自己重回文明，成为“有修养”的人。但为盲人朋友提供咨询时，她还是建议用刀子说话。她自己也经常拿刀防身，甚至准备了带红字的T恤：“带刀勿近，不要碰我，以免误伤，盲了被人欺，女的也被人欺，警察不管，法院乱判，残障女性也要活得有尊严。”

不需要赞赏，也不需要批评。或许，这才是真实的杨晴，生活在当下的知识女性，残障女性，一如这个现代与传统、反叛与继承、文明和暴力并存的社会。

点评：因病致残，因残受暴，语言暴力、经济控制，加上做家务、带孩子方面的困难，都没能阻止杨晴做自己。夫妻关系持续不下去了，她就干干脆脆离了婚，觉得那是一种解脱，不仅重获经济自主权，还少伺候一个人。而且为了孩子的父爱不受影响，她还大度地给了前夫一套房。

杨晴的生育观也值得点赞——她正视自己强烈的生育意愿，想到遗传也只有1/4的概率，而这个世界也并非只有完美的人才能生活，她自己虽然眼睛也不好，但也能过出自己的幸福；即便真的遗传，孩子发病也得等到30岁，而她会早一点把孩子培养好，好好安排，以后也可以过得很好。有了这样的生育观，她就有动力实现自己的生育权利，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克服困难带好孩子。当上律师，“重回文明”的杨晴，却建议盲人朋友需要时“用刀子说话”，这是基于现实的不得已，如果国家和社会无法保障残障女性免于暴力的权利，就会有这种令人忧虑的以暴制暴的私力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