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想象中，残障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它极大地降低了生活质量，摧毁了人之为人的价值，甚至使人不可能继续有尊严地生存。尤其对于有过健全生命体验的中途残障者来说，更是如此。在大众媒介中，通常将这种遭遇，描述为“然而，厄运降临了”、“人生从此陷入一片黑暗与绝望”，诸如此类。如若能够从这种“厄运”中走出，做到常人轻易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么恭喜你，已经有资格成为身残志坚的典范。如若不能，不管是轻生，亦或是沉沦，也只是更加印证了残障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很少有人会在意，社会是否给予了残障者充分的接纳，合理的支持与必要的协助。因为大多数人眼中，一个标准的、健康的、健全的身体，才是符合社会规范的存在。而残障，作为一种生理上不可逆转的损伤，被与成功的、幸福的人生对立起来，只有输赢。一旦输了，它就是一种错误，是“我们”之外的例外，它的发生，被看成一种悲剧，似乎就理所当然。

因此，面对着灿烂人生的“急转直下”，被不幸击倒的中途残障者，就像1942年在太平洋上输掉了“中途岛”战役的大日本帝国，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余生”中，只剩下挣扎与绝望。

谁是最佳比惨王

由于种种原因，健全人对于残障的状态存在着各种想象，这些想象无一不指向一个“惨”字。在与一些健全人随机聊天过后，我们发现了一些值得社会学与传播学可以深入研究的残障想象分层。

如果你有一天要残障了，你会选哪种？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每个人自然有自己的答案，但第一反应肯定是“我怎么会残障呢？”，“我怎么能残障了？”，“要是残障了多么悲惨！”，“假如我残了还是不活了！”。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必须做出个选择。大多数的首选是听力与言语障碍。

“听不见，说不出来，外表上也看不出来，也没啥关系呀。一样能够用文字交流，也不影响行动。”

“实在要选的话，那我就当个傻子或者疯子吧。虽然别人看着是惨了点，但我自己不会觉得痛苦哇！”

听力障碍、言语障碍与智力障碍，成为了大多数人的首选，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理由其实都是自己想象面临的障碍“不大”。一个是别人看不出来，一个是自己“看不出来”。

其次就是轻度的肢体残障，也没啥大事儿，都还能克服。实在不行，就坐上轮椅。不少青年人，对于高科技的假肢还存在很多类似超人的想象。

“海盗船长的铁勾手也很帅嘛！如果装把枪在手腕上就更酷了。”

……

“盲人这个最惨了，看不见了，什么事都做不了，只能到处乱摸，生活在一片漆黑里，完全无法想象哪！”

大概正是因为视障人与这个80%的信息获取靠视觉的世界认知方式冲突太大的原因，所以不少人认为“盲人是残中之残，惨中之惨”。

虽然不具有代表性，但从一个残障者自我的想象来看，基本上，与一个健全人聊起残障，他们大多数的想象也就仅止于此。

涉及到不同残障类别里的细分，对他们来说，十分遥远而陌生，没有任何意义。

但当你提示他们，后天残障的人群中，有很大一类是脊髓损伤者时，了解这一情况的纷纷表示，他们绝对无法接受自己成为一名脊髓损伤者。不了解的，提起它的俗称“截瘫”后，反应也大多如此。

生命中的诗人，生活里的“湿人”

脊髓损伤是脊柱损伤的并发症，往往导致损伤节段以下肢体严重的运动与感觉功能障碍，俗称截瘫。因损伤的平面不同，有高位与低位之分。第二胸椎以上的脊髓横贯性损伤引起的截瘫称为高位截瘫，通常四肢功能均会丧失。

因为没有类似的生命经验，在采访中，我们通常会问的一个问题都是：在脊髓损伤后，你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在之前的想象中，通常会觉得损伤后无法站起，出入均需要轮椅。各类无障碍问题，应该是最大的障碍。但我们得到的答案，无一例外，都是“二便失禁”。

今年64岁的杨玉芳，是原唐山市开平化工厂工人。在1978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中，被砸断了腰椎。我们见到他时，他刚和妻子吃完午饭，在床上休息。因为我们的到访，他就没有按习惯——出门摆摊配钥匙。

平日里喜欢写作，酷爱朗诵的他，自称是一名“湿人”。

“因为我们管不住尿尿。如果不用纸尿裤，或者没穿好纸尿裤，长时间出门，经常是走到哪，尿到哪！哈哈哈……”

因为脊髓损伤，脐以下的运动与感觉功能丧失，大多数脊髓损伤者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小便。谈起这个问题，杨玉芳并无避讳，也没有难为情。

“像我属于硬瘫，就是痉挛型截瘫。”说话过程中，杨玉芳还把腿伸出来让我们摸了摸。“我的膀胱括约肌平时也处于痉挛的状态，小便需要定时用导尿管。否则就只能等着‘杯满自溢’。”杨玉芳面对障碍的这种轻松与幽默，让我们很快就放松下来，能够和他还有他的妻子胡天海地的神侃。

对于脊髓损伤者而言，无法控制自己的小便，着实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杨玉芳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去参加市里的诗歌朗诵会。结果纸尿裤没有穿好，被推上台的时候就开始“自溢”，到了台中间，一边朗诵一边往外尿。

“最后尿了一地，搞得现场工作人员们觉得怪不好意思的。他们赶紧找东西来擦地，还生怕我尴尬。我跟他们说，我是不是个诗人，还真不好说。但我肯定是生活里的一个湿人，经常尿湿的湿。”

自由与尊严

虽然说起来很轻松，但在生活里，脊髓损伤者天天要与大小便做斗争。要适应这种状态，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在损伤最初，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大多数护理工作都是由他人来辅助完成。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情。

“大小便这样隐私的事都要别人来帮忙，会有一种丧失了尊严的感觉。碰上细心、温柔的护理人员还好，如果碰上个粗枝大叶的，就觉得自己不像人了。”

杨玉芳的妻子高志宏，今年63岁，同样是脊髓损伤。1976年7月28日，发生地震那天，她刚好大学毕业，回到唐山的家中不到五个小时。因为在地震中受伤，她失去了在震前分配好的工作。后来在1981年，按应届毕业生重新分配，她选择了在刚落成的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工作。

“因为我老伴是硬瘫，肛门肌肉也非常紧。所以我要定时给他把大便抠出来。在我们没有结婚前，他主要靠开塞露。”

事实上，只要有合适的辅助用具，对于脊髓损伤者来说，处理大小便问题，也不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市面上有浴厕轮椅，无障碍马桶等辅助用具，也有适合脊髓损伤者的无障碍家装设计。即使没有这些，很多非高位脊髓损伤者，用一个普通的便盆，就能在床上自行解决。

但是如果遇上要出门，至少在目前的状况下，就成了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生活在成都的欲竹（网名）今年30岁，在她24岁时因劳累、拖延等原因，突发急性脊髓炎导致第七胸椎以下平面失去运动和感觉功能。她会在自己的博客与空间中，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感想，以鼓励更多脊髓损伤者能够从这种“命运的不幸”中走出来，找到生活的信心与勇气。

“在家里一切都好说，总有办法解决。但如果要出门，时间稍微长一点，比如逛街、工作，那就麻烦了——找不到无障碍的厕所呀。虽说靠纸尿裤能解决一些临时问题。但长期泡在纸尿裤里，对身体有损伤不说，并且纸尿裤也需要有地方换吧？”

因此，如非必要，欲竹基本上不出门。有朋友来看望她时，她会和朋友就在住地附近逛一逛，吃个饭。以免离住地太远，出现尴尬。

在欲竹看来，大小便失禁，让她失去的是自由。

杨玉芳每天下午要出门去给人配钥匙，则会尽量少喝水，或者不喝水。

来自北京的周敬强多年前因伤截瘫，现在经营着一家辅助用具公司。他要外出办事或者旅游时，会带简易自制工具——一个饮料瓶，或者一个塑料袋。

“无障碍厕所就不说了，不是上了锁，就是被当成了杂物间。对男同志来说，还好点，反正找个隐蔽的地方，家人帮忙挡着，就解决了。可女同志呢？”

但因为女性尿道直且短，男性尿道长且弯。因为尿潴留等问题，脊髓损伤的男性，更容易遭遇尿路感染的侵袭。尿毒症，也是临床上脊髓损伤者最大的要命病发症之一。

有钱好不好？

因为中国大陆地区尚未有建立相关档案，也没有普查。因此，到底有多少脊髓损伤者，没有确切数据。据相关估计，大约在一百万人。而根据中国大陆地区公路长度，与车祸发生率、损伤率推测，每年因车祸新增脊髓损伤致截瘫者在两万人左右。当然，这还没有算上其他外伤、肿瘤等原因导致的。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遇到的采访对象，均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损伤与障碍，但他们并不能代表这个群体，也没有人能够代表。

有相关研究表明：受伤致残后的心理变化过程分为五个阶段。一般是：震惊期、否认期、抑郁期、反对独立期和适应期。也有划分成无畏期、消沉期、随意摆布期三个阶段的。

因为个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条件和性格等多方面均不相同，所以每个人伤后的表现差异非常大。能够真正走出来的更是少之又少。

“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敢相信，后悔，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早点去看医生，否则也不至于如此。然后后来开始想，为什么是我，我不可能生这样的病，我也不可能会永远瘫痪，我肯定会好的。……”

欲竹说，她到底为什么发病，就和“有关部门”一样神秘。她只知道刚开始后背疼，腿无力，后来小便困难。因为当时工作太忙，拖了几天才去医院，结果到医院时，已经无法行走。

“沮丧呀，绝望呀，这些情绪是肯定有的。但为什么能够走过来，我也不清楚。硬要说的话，大概是后来发现自己怎么老没好，才开始从封闭中走出来，关注相关的信息，开始比较科学、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情况吧。这也算是磨出来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钱！没钱治疗，没钱康复，没钱请高级护工，很多事情就要自己做。所以，渐渐地，通过自理，欲竹也就学会了接纳与适应：

“说来也挺搞笑的，想来个痛快的死法，爬窗跳楼有点困难，但割腕什么的，护工隔一会就来查看一下。割了也死不了，还给人添麻烦。既然死不了，那就得好好活下去嘛~”

因为做辅具生意，周敬强经常会接触到脊髓损伤者和他们的亲友。“博爱医院（中国康复中心）离我们公司不太远。好多人一旦脊髓损伤了，首先要做的就是治疗，倾家荡产，有多少钱，都要治疗。并且会一直住在医院里面。每次有人来找我咨询，我都要劝他们，不管有多少钱，都要有规划地花，不要全花在医院里了。因为我的身份，他们老觉得我是想推销轮椅。”

因为对残障的无法接受，大多数人都会一直住在医院里，请护工照顾，做各种康复理疗。周敬强见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家里很有钱，一直住在医院里，每天护工推着轮椅去做康复。练完了力量，再由护工推回来。完全不训练生活自理能力。等到没钱了，就回到家里，坐一个八百块钱的轮椅，长压疮，面对各种不便与困难。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丧失生活的信心。

家里再有钱一个档次的，一直住着，或者回家了养着。很少有亲友会残忍地让一个“残废”天天自己打理生活。可，这样一个“残废”，躺在床上，没人管的时候，只能是长出褥疮，更加痛苦与可怜。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心理状态如何调节过来，完全要看个人造化。像电影《无法触碰》里的富翁，他雇来的那位“不负责任”的护工，却给予了他审视自我、触碰自我、接纳自我的机会（编者按：参见《有人》杂志第五季电影栏目）。

而周敬强感到庆幸的是，他在医院里没有住很久，但是他积极地向医生学会了自己回家康复锻炼的各种方法和理念。

走出来，从自理与自信开始

面对残障，通常的看法都是“已经残了，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深入残障人的生活，你就会明白，这是对残障的想象。这种想象，一来让健全人觉得残障好遥远，也会让不少中途伤残的人就此认为，从而让这种想象应验。

四川绵竹的杨女士，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受伤，腰一截断以下截瘫。因为是痉挛型，所以每天都需要吃药来缓解膀胱肌肉的过度紧张。

损伤后，她迅速适应了生活状态的改变。

“像翻身呀，大小便呀，我自己都可以完成。我每天在家还要烧火做饭，洗衣拖地。”

除此之外，她和当地的伤友们，一起组成了互助小组，定期举行活动。

“我们在一起，就是摆摆龙门阵，或者打打小麻将。”说到打麻将，杨女士还有点不好意思，但她深深地知道，一群伤友的互助与分享，对转变生活态度有多么重要：“如果有哪个伤友不肯见人，躺在家里自暴自弃，我们也会一群人上他家去。让他看看我们，说说心里的苦。也教会他怎么自己处理大小便，自己翻身。等他能从床上坐到轮椅上，能自己进出了，很快就会和我们一起，去帮助别人啦。”

不仅如此，杨女士还在网上和伤友们建起了QQ群，远程帮助更多脊髓损伤者。“从吃药、导尿，到洗澡穿衣，甚至还有夫妻生活，他们都会来问我。像我认识的一个山东网友，今年24岁，是位老师。就在我的开导下，她不仅能够自理自立了，还和老公重归于好，夫妻生活得非常和谐。”

在网络上，有很多脊髓损伤者的交流群，也有一些做了不少年的社区论坛。大家会分享各种有用的信息，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比如情感家居、出行旅游、生活窍门，最多的，还是在传达一个理念：截瘫了并不可怕，方法肯定比困难多，关键是你要转换视角。

因勇救学生遭遇车祸截肢的黑龙江“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在康复期间，就曾受益于其中的一个——中国脊髓损伤论坛。

“在论坛里，我看到了很多人的分享。风趣，幽默，丰富，多彩。原来受伤后的生活还可以这样，有很多以前完全不知道的精彩，和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也是促使我重拾生活信心的原因之一。”

活下去，生活总可以将就

“生活里的障碍肯定会有，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只要轮椅进得去，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做。一旦自己努力去做一些事情，剩下的就好说了。”

欲竹现在居住在成都市的一家残障人托养机构中，尽管有护工天天照顾，但很多事情她都尽量自己去做。起床，穿衣，洗漱，康复锻炼，出门……

一来是她不愿意麻烦别人，二来是这样自己会更自由。虽说机构里只有两间房间轮椅进得去，但对她来说也已足够。

已经结婚31年的杨玉芳和高志宏，他们居住在当年分配的一间平房里。平时的出入，生活均靠两人自己。为了能够生活得更加便利，他们制作了不少小工具，也想了很多办法。

“我们的窗子比较高，坐在代步车上够不着嘛，所以我们就在窗框上栓了一根绳子，绕过窗玻璃，利用滑轮的原理来开窗关窗。擦高处的玻璃，把抹布绑到竹杆上就行。捡东西不是弯不下腰么，他就做个长长的勾子，有东西一勾就起来了。”已经退休的高志宏主要在家操持家务。闲暇时，老两口会一起朗诵诗歌，或者一展歌喉。有时候还会一个屋内一个屋外，一起举着抹布擦玻璃。

“当年搬进疗养院后，我就是有一天听门外有个小伙子唱着歌过去，被他这种快乐劲给感染了，才慢慢从消沉中走了出来。还想到了结婚，两个人走在一起。”回想起当年，高志宏的声音里充满喜悦。这种喜悦，化成幸福，一直陪伴着她和杨玉芳，走过风风雨雨的这么多年。

除了他们，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里还成了不少对夫妻。他们大多都搬进了离疗养院不太远的唐山康复村。

说是村，其实是建在唐山市肿瘤医院一街之隔的一片居民社区，现在一共有26户。房屋均为平房，室内都采取了无障碍设计。房间分为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卧室靠墙是床，床的两边分别有可活动的木板墙，一边推开是卫生间，可以实现从床到厕所的无缝对接；另一边是通往电动车的过道，房屋的主人可以很快移到代步车上，开上车出门购物和遛弯。

康复村的无障碍设计，参考的是上世纪八零年代末的日本。1991年建成后，又陆续经过了一些改建。周围的社区居民，也早已习惯了这些邻居们的存在。大家生活得其乐融融。

当然，这样的生活，很多健全人拿自己做比较时，总觉得太将就，根本没有质量可言。但他们却没有想到，正是这种排斥与俯视的态度，才是造成他们有这种观感的原因。

滚起来，生活需要讲究

原以为唐山康复村里的生活已经不错，无障碍的设计也挺好。但在周敬强的公司里，我们才明白，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仅仅是轮椅，就有一千多个品种，从坐垫到靠背，从轮轴到脚踏板，每一个地方都有值得讲究之处。

“因为截瘫的人大多下半身没有感觉，也无法像健全人感觉不舒服就无意识地挪动，所以坐着时间稍长就容易出现压疮。坐垫就必须要有防压疮的设计，利用不同的材料分配，保证坐姿状态下臀部受力均匀，并在易出现压疮的几个点都有特殊设计。有很多伤友的一个坐垫，就比轮椅本身还要贵。”

因为损伤的脊髓截断不一样，靠背的高度、角度也都有讲究。而为了能够尽可能保证在轮椅中的坐姿，轮椅的宽度也是个性化的需求。还有轮椅的轻便，车轮的灵活等，像这些考虑都是必须的。

“有人觉得花几千块买个坐垫不值，但其实如果犯了压疮，治疗起来花的就远远不是这个数。好多人倾家荡产、甚至举债去康复、治疗，等到没钱了，就回到家里，坐上最普通最便宜的那种轮椅。坐着不舒服不说，对身体的损伤还大。别人看来，又怎能不惨呢？”因此，周敬强每次劝告前来咨询的伤友时，都要强调，不管钱多钱少，都要有计划的花，要花到点子上。

绵竹的杨女士虽没有花钱买这么昂贵的坐垫，但为了照料好自己，她用泡沫做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坐垫，加上良好的锻炼，同样没有犯过压疮。而欲竹则十分感谢有了“洗澡轮椅”，能够让她自行解决在洗手间里的系列事情。

至于谈到生活品质，时尚轮椅也是种类丰富，有在外形上下功夫的，如把轮椅漆得像Lady Gaga的，把车轴做成一个美女的；也有在功能上做文章的，如高尔夫轮椅、篮球轮椅、潜水轮椅等。

针对高位截瘫者的，也有电动床，家用轨道，电动轮椅等等。据周敬强介绍，在世界上，辅助用具有六千多种，但目前进入国内的，只有一千多。因为价格等因素，普通家庭能够用得起的更是不多。

有人性，没人信

不仅是轮椅，大到无障碍的家装，小到一根导尿管，只要考虑到了使用者最切实的需求，都能设计得十分人性化。

“一般人切菜，都是站着，手起刀落很方便。但我们坐在轮椅上切菜，胳膊老是架着的，不太好发力。所以有一种L形的菜刀，非常方便。只要握住立柄，以L的拐点为支点，切菜就不费劲了。”说起曾经见过的辅助用具，周敬强就抑制不住赞叹和兴奋。

在英国，有可升降的灶台。不仅成年人可以使用，儿童、老人，也包括轮椅使用者，都可以轻松使用。周敬强还见过在墙上可以升降的橱柜。

实际上，这些设计，都是从最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角度出发，其实并不复杂，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在《有人》杂志05期的时尚中，曾经介绍过的一对轮椅小夫妻的无障碍家装：从墙上伸出的餐桌，不会有桌腿挡住轮椅，阳台上可升降的晾衣杆，想必小朋友和老人也十分喜欢。一处又一处的细节，都是夫妻俩亲自参与设计。

但在生活中呢？

就拿北京市2008年残奥前全城改建的绝大部分坡道来说，看起来确实是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但轮椅使用者确无法自行通过。

湖北姑娘小熊是一位轮椅使用者，今年暑假期间，她独自一人前来北京，到《有人》杂志实习。未曾想，我们满以为没有问题的楼前坡道，第一天就把她给挡在了楼外。问题很简单，坡道高而陡，对划轮椅者，是铁人三项的素质要求。国际上通行的坡道，长高比的标准是12：1，或者15：1，目的是为了保证足够缓，使轮椅使用者能够自主上下。

包括设计师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平时步行通过时，也没有感觉。原因就在于，没有考虑过身体条件差异最大者的使用需求与意见。大多时候，都是基于自己的想象。

如果一扇门的宽度，不是按照平均身体的想象，而是考虑到轮椅使用者的需求，轮椅进得去，其余的人也肯定进得去。如果要节省空间，可以把门做成左右推拉式。而会自动回弹的门，则可以给它一个卡扣，或者让它回弹得缓慢些。如果有这样的设计，周敬强就不会每次想独自出门时，被困在楼门口的铁门前了。

当然，处于一个普遍认为残障是一种病态的、需要被揪正的、没有价值的社会中，绝大部分人，只会想到残障这个错误，给残障者带来的痛苦与不便。他们一面站在道德的高度，向残障者施以同情，伸以援手；一方面又用各种各样的想象与标准，将残障者隔离在这个“正常”的社会之外。他们可以在把楼修好后，因为同情，在侧边或者后面开个小门，伸出一条坡道；也可能会在电梯里的按钮上印上盲文，却忘了盲人更想知道的是现在电梯停的是几楼。

上帝的花园里，杂草丛生

生活里，处处都是障碍。想坐个公交，结果无障碍公交车的挡板全是坏的；想坐个地铁，好容易才找到有直梯的入口，还要在严寒酷暑中等上几十分钟。上饭馆吃个饭，终于被抬进去了，结果腿被餐桌挡住，只能伸长了胳膊，拉长了脖子，吃得腰酸腿疼……

面对他人时，永远是同情，怜悯或者厌恶、嫌弃的目光，做什么事情，都要看他人的心情与脸色，当有人要爱你的时候，就帮你穿衣脱裤，当有人心情不好时，你就只能泡在一堆屎尿里……

种种状况下，确实只有“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人，才能够重新做到标准中的“站起来”。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只能是沉沦与绝望。

但，当你因脊髓损伤，坐上了轮椅。马上有医生给予你最专业的指导，而不是告诉你得治疗，要是治不好这辈子就此完蛋。你可以划着轮椅，自由地出入家中的厨房与厕所，而非事事都要等待家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去逛街、购物，上班。你需要定时上厕所，大家会抱以一个理解的眼神，或者是干脆无视，而非是奇怪地打量，同情地凝视。你脚不能动，手不能动但是有视控电脑操作系统来给予你辅助与支持……

那么，残障是不是可以不再那么令人恐惧，与让人感到毫无价值了呢？坐上轮椅，是否就像是换了一个生活环境一样，只需要想办法去适应，而不必一直抗拒呢？

也许很多人要说，那怎么能一样呢！可，生活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嘛。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特点，每种生命经验，都有其价值。

同样，每个人，都有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每个人都不会排斥他人之爱。但，这种爱，应该是基于平等与尊重之上，是为了能够使受助者、被爱者，更自主地，更好地生活。否则，只能是用施舍与同情，摧残对方的尊严与勇气。

有句谚语叫“上帝的花园里杂草丛生”。多样性，多元化，尊重每一种生命存在，给予它最需要最适当的阳光与雨露，满园芬芳，会赛过一片红艳牡丹。

起点

“如果我们选择一个男孩而不是一个女孩，一个高大的孩子而不是矮小的，或是一个超级聪明的孩子而不是一个智力一般的。如果我们做出选择，是因为我们想使我们的孩子在一个竞争的社会能有最好的机会，那真的是一种自由的表达吗？或者只是对现有的角色、期望、刻板印象和存在于我们社会的偏见的表达。”

这段话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他最爱在哈佛的课堂上，与人去探讨什么是社会的公正。

不管我们对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何定义，如果我们认同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认同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那么，当生活改换了一种状态后，一切只是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启程后，我们还会面临更多问题：诸如结婚、生子和高潮，读书、就业和养老。人生没有中途岛。出发了，就比停留在起点，将之视为幸福的终点要强，不是么？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结婚，生娃，生如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