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没有中途岛】封面故事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残障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它极大地降低了生活质量,摧毁了人之为人的价值,甚至使人不可能继续有尊严地生存。尤其对于有过健全生命体验的中途残障者来说,更是如此。在大众媒介中,通常将这种遭遇,描述为“然而,厄运降临了”、“人生从此陷入一片黑暗与绝望”,诸如此类。如若能够从这种“厄运”中走出,做到常人轻易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么恭喜你,已经有资格成为身残志坚的典范。如若不能,不管是轻生,亦或是沉沦,也只是更加印证了残障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很少有人会在意,社会是否给予了残障者充分的接纳,合理的支持与必要的协助。因为大多数人眼中,一个标准的、健康的、健全的身体,才是符合社会规范的存在。而残障,作为一种生理上不可逆转的损伤,被与成功的、幸福的人生对立起来,只有输赢。一旦输了,它就是一种错误,是“我们”之外的例外,它的发生,被看成一种悲剧,似乎就理所当然。
因此,面对着灿烂人生的“急转直下”,被不幸击倒的中途残障者,就像1942年在太平洋上输掉了“中途岛”战役的大日本帝国,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余生”中,只剩下挣扎与绝望。
谁是最佳比惨王
由于种种原因,健全人对于残障的状态存在着各种想象,这些想象无一不指向一个“惨”字。在与一些健全人随机聊天过后,我们发现了一些值得社会学与传播学可以深入研究的残障想象分层。
如果你有一天要残障了,你会选哪种?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每个人自然有自己的答案,但第一反应肯定是“我怎么会残障呢?”,“我怎么能残障了?”,“要是残障了多么悲惨!”,“假如我残了还是不活了!”。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必须做出个选择。大多数的首选是听力与言语障碍。
“听不见,说不出来,外表上也看不出来,也没啥关系呀。一样能够用文字交流,也不影响行动。”
“实在要选的话,那我就当个傻子或者疯子吧。虽然别人看着是惨了点,但我自己不会觉得痛苦哇!”
听力障碍、言语障碍与智力障碍,成为了大多数人的首选,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理由其实都是自己想象面临的障碍“不大”。一个是别人看不出来,一个是自己“看不出来”。
其次就是轻度的肢体残障,也没啥大事儿,都还能克服。实在不行,就坐上轮椅。不少青年人,对于高科技的假肢还存在很多类似超人的想象。
“海盗船长的铁勾手也很帅嘛!如果装把枪在手腕上就更酷了。”
……
“盲人这个最惨了,看不见了,什么事都做不了,只能到处乱摸,生活在一片漆黑里,完全无法想象哪!”
大概正是因为视障人与这个80%的信息获取靠视觉的世界认知方式冲突太大的原因,所以不少人认为“盲人是残中之残,惨中之惨”。
虽然不具有代表性,但从一个残障者自我的想象来看,基本上,与一个健全人聊起残障,他们大多数的想象也就仅止于此。
涉及到不同残障类别里的细分,对他们来说,十分遥远而陌生,没有任何意义。
但当你提示他们,后天残障的人群中,有很大一类是脊髓损伤者时,了解这一情况的纷纷表示,他们绝对无法接受自己成为一名脊髓损伤者。不了解的,提起它的俗称“截瘫”后,反应也大多如此。
生命中的诗人,生活里的“湿人”
脊髓损伤是脊柱损伤的并发症,往往导致损伤节段以下肢体严重的运动与感觉功能障碍,俗称截瘫。因损伤的平面不同,有高位与低位之分。第二胸椎以上的脊髓横贯性损伤引起的截瘫称为高位截瘫,通常四肢功能均会丧失。
因为没有类似的生命经验,在采访中,我们通常会问的一个问题都是:在脊髓损伤后,你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在之前的想象中,通常会觉得损伤后无法站起,出入均需要轮椅。各类无障碍问题,应该是最大的障碍。但我们得到的答案,无一例外,都是“二便失禁”。
今年64岁的杨玉芳,是原唐山市开平化工厂工人。在1978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中,被砸断了腰椎。我们见到他时,他刚和妻子吃完午饭,在床上休息。因为我们的到访,他就没有按习惯——出门摆摊配钥匙。
平日里喜欢写作,酷爱朗诵的他,自称是一名“湿人”。
“因为我们管不住尿尿。如果不用纸尿裤,或者没穿好纸尿裤,长时间出门,经常是走到哪,尿到哪!哈哈哈……”
因为脊髓损伤,脐以下的运动与感觉功能丧失,大多数脊髓损伤者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小便。谈起这个问题,杨玉芳并无避讳,也没有难为情。
“像我属于硬瘫,就是痉挛型截瘫。”说话过程中,杨玉芳还把腿伸出来让我们摸了摸。“我的膀胱括约肌平时也处于痉挛的状态,小便需要定时用导尿管。否则就只能等着‘杯满自溢’。”杨玉芳面对障碍的这种轻松与幽默,让我们很快就放松下来,能够和他还有他的妻子胡天海地的神侃。
对于脊髓损伤者而言,无法控制自己的小便,着实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杨玉芳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去参加市里的诗歌朗诵会。结果纸尿裤没有穿好,被推上台的时候就开始“自溢”,到了台中间,一边朗诵一边往外尿。
“最后尿了一地,搞得现场工作人员们觉得怪不好意思的。他们赶紧找东西来擦地,还生怕我尴尬。我跟他们说,我是不是个诗人,还真不好说。但我肯定是生活里的一个湿人,经常尿湿的湿。”
自由与尊严
虽然说起来很轻松,但在生活里,脊髓损伤者天天要与大小便做斗争。要适应这种状态,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在损伤最初,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大多数护理工作都是由他人来辅助完成。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情。
“大小便这样隐私的事都要别人来帮忙,会有一种丧失了尊严的感觉。碰上细心、温柔的护理人员还好,如果碰上个粗枝大叶的,就觉得自己不像人了。”
杨玉芳的妻子高志宏,今年63岁,同样是脊髓损伤。1976年7月28日,发生地震那天,她刚好大学毕业,回到唐山的家中不到五个小时。因为在地震中受伤,她失去了在震前分配好的工作。后来在1981年,按应届毕业生重新分配,她选择了在刚落成的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工作。
“因为我老伴是硬瘫,肛门肌肉也非常紧。所以我要定时给他把大便抠出来。在我们没有结婚前,他主要靠开塞露。”
事实上,只要有合适的辅助用具,对于脊髓损伤者来说,处理大小便问题,也不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市面上有浴厕轮椅,无障碍马桶等辅助用具,也有适合脊髓损伤者的无障碍家装设计。即使没有这些,很多非高位脊髓损伤者,用一个普通的便盆,就能在床上自行解决。
但是如果遇上要出门,至少在目前的状况下,就成了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生活在成都的欲竹(网名)今年30岁,在她24岁时因劳累、拖延等原因,突发急性脊髓炎导致第七胸椎以下平面失去运动和感觉功能。她会在自己的博客与空间中,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感想,以鼓励更多脊髓损伤者能够从这种“命运的不幸”中走出来,找到生活的信心与勇气。
“在家里一切都好说,总有办法解决。但如果要出门,时间稍微长一点,比如逛街、工作,那就麻烦了——找不到无障碍的厕所呀。虽说靠纸尿裤能解决一些临时问题。但长期泡在纸尿裤里,对身体有损伤不说,并且纸尿裤也需要有地方换吧?”
因此,如非必要,欲竹基本上不出门。有朋友来看望她时,她会和朋友就在住地附近逛一逛,吃个饭。以免离住地太远,出现尴尬。
在欲竹看来,大小便失禁,让她失去的是自由。
杨玉芳每天下午要出门去给人配钥匙,则会尽量少喝水,或者不喝水。
来自北京的周敬强多年前因伤截瘫,现在经营着一家辅助用具公司。他要外出办事或者旅游时,会带简易自制工具——一个饮料瓶,或者一个塑料袋。
“无障碍厕所就不说了,不是上了锁,就是被当成了杂物间。对男同志来说,还好点,反正找个隐蔽的地方,家人帮忙挡着,就解决了。可女同志呢?”
但因为女性尿道直且短,男性尿道长且弯。因为尿潴留等问题,脊髓损伤的男性,更容易遭遇尿路感染的侵袭。尿毒症,也是临床上脊髓损伤者最大的要命病发症之一。
有钱好不好?
因为中国大陆地区尚未有建立相关档案,也没有普查。因此,到底有多少脊髓损伤者,没有确切数据。据相关估计,大约在一百万人。而根据中国大陆地区公路长度,与车祸发生率、损伤率推测,每年因车祸新增脊髓损伤致截瘫者在两万人左右。当然,这还没有算上其他外伤、肿瘤等原因导致的。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遇到的采访对象,均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损伤与障碍,但他们并不能代表这个群体,也没有人能够代表。
有相关研究表明:受伤致残后的心理变化过程分为五个阶段。一般是:震惊期、否认期、抑郁期、反对独立期和适应期。也有划分成无畏期、消沉期、随意摆布期三个阶段的。
因为个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条件和性格等多方面均不相同,所以每个人伤后的表现差异非常大。能够真正走出来的更是少之又少。
“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敢相信,后悔,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早点去看医生,否则也不至于如此。然后后来开始想,为什么是我,我不可能生这样的病,我也不可能会永远瘫痪,我肯定会好的。……”
欲竹说,她到底为什么发病,就和“有关部门”一样神秘。她只知道刚开始后背疼,腿无力,后来小便困难。因为当时工作太忙,拖了几天才去医院,结果到医院时,已经无法行走。
“沮丧呀,绝望呀,这些情绪是肯定有的。但为什么能够走过来,我也不清楚。硬要说的话,大概是后来发现自己怎么老没好,才开始从封闭中走出来,关注相关的信息,开始比较科学、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情况吧。这也算是磨出来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钱!没钱治疗,没钱康复,没钱请高级护工,很多事情就要自己做。所以,渐渐地,通过自理,欲竹也就学会了接纳与适应:
“说来也挺搞笑的,想来个痛快的死法,爬窗跳楼有点困难,但割腕什么的,护工隔一会就来查看一下。割了也死不了,还给人添麻烦。既然死不了,那就得好好活下去嘛~”
因为做辅具生意,周敬强经常会接触到脊髓损伤者和他们的亲友。“博爱医院(中国康复中心)离我们公司不太远。好多人一旦脊髓损伤了,首先要做的就是治疗,倾家荡产,有多少钱,都要治疗。并且会一直住在医院里面。每次有人来找我咨询,我都要劝他们,不管有多少钱,都要有规划地花,不要全花在医院里了。因为我的身份,他们老觉得我是想推销轮椅。”
因为对残障的无法接受,大多数人都会一直住在医院里,请护工照顾,做各种康复理疗。周敬强见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家里很有钱,一直住在医院里,每天护工推着轮椅去做康复。练完了力量,再由护工推回来。完全不训练生活自理能力。等到没钱了,就回到家里,坐一个八百块钱的轮椅,长压疮,面对各种不便与困难。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丧失生活的信心。
家里再有钱一个档次的,一直住着,或者回家了养着。很少有亲友会残忍地让一个“残废”天天自己打理生活。可,这样一个“残废”,躺在床上,没人管的时候,只能是长出褥疮,更加痛苦与可怜。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心理状态如何调节过来,完全要看个人造化。像电影《无法触碰》里的富翁,他雇来的那位“不负责任”的护工,却给予了他审视自我、触碰自我、接纳自我的机会(编者按:参见《有人》杂志第五季电影栏目)。
而周敬强感到庆幸的是,他在医院里没有住很久,但是他积极地向医生学会了自己回家康复锻炼的各种方法和理念。
走出来,从自理与自信开始
面对残障,通常的看法都是“已经残了,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深入残障人的生活,你就会明白,这是对残障的想象。这种想象,一来让健全人觉得残障好遥远,也会让不少中途伤残的人就此认为,从而让这种想象应验。
四川绵竹的杨女士,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受伤,腰一截断以下截瘫。因为是痉挛型,所以每天都需要吃药来缓解膀胱肌肉的过度紧张。
损伤后,她迅速适应了生活状态的改变。
“像翻身呀,大小便呀,我自己都可以完成。我每天在家还要烧火做饭,洗衣拖地。”
除此之外,她和当地的伤友们,一起组成了互助小组,定期举行活动。
“我们在一起,就是摆摆龙门阵,或者打打小麻将。”说到打麻将,杨女士还有点不好意思,但她深深地知道,一群伤友的互助与分享,对转变生活态度有多么重要:“如果有哪个伤友不肯见人,躺在家里自暴自弃,我们也会一群人上他家去。让他看看我们,说说心里的苦。也教会他怎么自己处理大小便,自己翻身。等他能从床上坐到轮椅上,能自己进出了,很快就会和我们一起,去帮助别人啦。”
不仅如此,杨女士还在网上和伤友们建起了QQ群,远程帮助更多脊髓损伤者。“从吃药、导尿,到洗澡穿衣,甚至还有夫妻生活,他们都会来问我。像我认识的一个山东网友,今年24岁,是位老师。就在我的开导下,她不仅能够自理自立了,还和老公重归于好,夫妻生活得非常和谐。”
在网络上,有很多脊髓损伤者的交流群,也有一些做了不少年的社区论坛。大家会分享各种有用的信息,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比如情感家居、出行旅游、生活窍门,最多的,还是在传达一个理念:截瘫了并不可怕,方法肯定比困难多,关键是你要转换视角。
因勇救学生遭遇车祸截肢的黑龙江“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在康复期间,就曾受益于其中的一个——中国脊髓损伤论坛。
“在论坛里,我看到了很多人的分享。风趣,幽默,丰富,多彩。原来受伤后的生活还可以这样,有很多以前完全不知道的精彩,和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也是促使我重拾生活信心的原因之一。”
活下去,生活总可以将就
“生活里的障碍肯定会有,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只要轮椅进得去,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做。一旦自己努力去做一些事情,剩下的就好说了。”
欲竹现在居住在成都市的一家残障人托养机构中,尽管有护工天天照顾,但很多事情她都尽量自己去做。起床,穿衣,洗漱,康复锻炼,出门……
一来是她不愿意麻烦别人,二来是这样自己会更自由。虽说机构里只有两间房间轮椅进得去,但对她来说也已足够。
已经结婚31年的杨玉芳和高志宏,他们居住在当年分配的一间平房里。平时的出入,生活均靠两人自己。为了能够生活得更加便利,他们制作了不少小工具,也想了很多办法。
“我们的窗子比较高,坐在代步车上够不着嘛,所以我们就在窗框上栓了一根绳子,绕过窗玻璃,利用滑轮的原理来开窗关窗。擦高处的玻璃,把抹布绑到竹杆上就行。捡东西不是弯不下腰么,他就做个长长的勾子,有东西一勾就起来了。”已经退休的高志宏主要在家操持家务。闲暇时,老两口会一起朗诵诗歌,或者一展歌喉。有时候还会一个屋内一个屋外,一起举着抹布擦玻璃。
“当年搬进疗养院后,我就是有一天听门外有个小伙子唱着歌过去,被他这种快乐劲给感染了,才慢慢从消沉中走了出来。还想到了结婚,两个人走在一起。”回想起当年,高志宏的声音里充满喜悦。这种喜悦,化成幸福,一直陪伴着她和杨玉芳,走过风风雨雨的这么多年。
除了他们,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里还成了不少对夫妻。他们大多都搬进了离疗养院不太远的唐山康复村。
说是村,其实是建在唐山市肿瘤医院一街之隔的一片居民社区,现在一共有26户。房屋均为平房,室内都采取了无障碍设计。房间分为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卧室靠墙是床,床的两边分别有可活动的木板墙,一边推开是卫生间,可以实现从床到厕所的无缝对接;另一边是通往电动车的过道,房屋的主人可以很快移到代步车上,开上车出门购物和遛弯。
康复村的无障碍设计,参考的是上世纪八零年代末的日本。1991年建成后,又陆续经过了一些改建。周围的社区居民,也早已习惯了这些邻居们的存在。大家生活得其乐融融。
当然,这样的生活,很多健全人拿自己做比较时,总觉得太将就,根本没有质量可言。但他们却没有想到,正是这种排斥与俯视的态度,才是造成他们有这种观感的原因。
滚起来,生活需要讲究
原以为唐山康复村里的生活已经不错,无障碍的设计也挺好。但在周敬强的公司里,我们才明白,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仅仅是轮椅,就有一千多个品种,从坐垫到靠背,从轮轴到脚踏板,每一个地方都有值得讲究之处。
“因为截瘫的人大多下半身没有感觉,也无法像健全人感觉不舒服就无意识地挪动,所以坐着时间稍长就容易出现压疮。坐垫就必须要有防压疮的设计,利用不同的材料分配,保证坐姿状态下臀部受力均匀,并在易出现压疮的几个点都有特殊设计。有很多伤友的一个坐垫,就比轮椅本身还要贵。”
因为损伤的脊髓截断不一样,靠背的高度、角度也都有讲究。而为了能够尽可能保证在轮椅中的坐姿,轮椅的宽度也是个性化的需求。还有轮椅的轻便,车轮的灵活等,像这些考虑都是必须的。
“有人觉得花几千块买个坐垫不值,但其实如果犯了压疮,治疗起来花的就远远不是这个数。好多人倾家荡产、甚至举债去康复、治疗,等到没钱了,就回到家里,坐上最普通最便宜的那种轮椅。坐着不舒服不说,对身体的损伤还大。别人看来,又怎能不惨呢?”因此,周敬强每次劝告前来咨询的伤友时,都要强调,不管钱多钱少,都要有计划的花,要花到点子上。
绵竹的杨女士虽没有花钱买这么昂贵的坐垫,但为了照料好自己,她用泡沫做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坐垫,加上良好的锻炼,同样没有犯过压疮。而欲竹则十分感谢有了“洗澡轮椅”,能够让她自行解决在洗手间里的系列事情。
至于谈到生活品质,时尚轮椅也是种类丰富,有在外形上下功夫的,如把轮椅漆得像Lady Gaga的,把车轴做成一个美女的;也有在功能上做文章的,如高尔夫轮椅、篮球轮椅、潜水轮椅等。
针对高位截瘫者的,也有电动床,家用轨道,电动轮椅等等。据周敬强介绍,在世界上,辅助用具有六千多种,但目前进入国内的,只有一千多。因为价格等因素,普通家庭能够用得起的更是不多。
有人性,没人信
不仅是轮椅,大到无障碍的家装,小到一根导尿管,只要考虑到了使用者最切实的需求,都能设计得十分人性化。
“一般人切菜,都是站着,手起刀落很方便。但我们坐在轮椅上切菜,胳膊老是架着的,不太好发力。所以有一种L形的菜刀,非常方便。只要握住立柄,以L的拐点为支点,切菜就不费劲了。”说起曾经见过的辅助用具,周敬强就抑制不住赞叹和兴奋。
在英国,有可升降的灶台。不仅成年人可以使用,儿童、老人,也包括轮椅使用者,都可以轻松使用。周敬强还见过在墙上可以升降的橱柜。
实际上,这些设计,都是从最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角度出发,其实并不复杂,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在《有人》杂志05期的时尚中,曾经介绍过的一对轮椅小夫妻的无障碍家装:从墙上伸出的餐桌,不会有桌腿挡住轮椅,阳台上可升降的晾衣杆,想必小朋友和老人也十分喜欢。一处又一处的细节,都是夫妻俩亲自参与设计。
但在生活中呢?
就拿北京市2008年残奥前全城改建的绝大部分坡道来说,看起来确实是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但轮椅使用者确无法自行通过。
湖北姑娘小熊是一位轮椅使用者,今年暑假期间,她独自一人前来北京,到《有人》杂志实习。未曾想,我们满以为没有问题的楼前坡道,第一天就把她给挡在了楼外。问题很简单,坡道高而陡,对划轮椅者,是铁人三项的素质要求。国际上通行的坡道,长高比的标准是12:1,或者15:1,目的是为了保证足够缓,使轮椅使用者能够自主上下。
包括设计师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平时步行通过时,也没有感觉。原因就在于,没有考虑过身体条件差异最大者的使用需求与意见。大多时候,都是基于自己的想象。
如果一扇门的宽度,不是按照平均身体的想象,而是考虑到轮椅使用者的需求,轮椅进得去,其余的人也肯定进得去。如果要节省空间,可以把门做成左右推拉式。而会自动回弹的门,则可以给它一个卡扣,或者让它回弹得缓慢些。如果有这样的设计,周敬强就不会每次想独自出门时,被困在楼门口的铁门前了。
当然,处于一个普遍认为残障是一种病态的、需要被揪正的、没有价值的社会中,绝大部分人,只会想到残障这个错误,给残障者带来的痛苦与不便。他们一面站在道德的高度,向残障者施以同情,伸以援手;一方面又用各种各样的想象与标准,将残障者隔离在这个“正常”的社会之外。他们可以在把楼修好后,因为同情,在侧边或者后面开个小门,伸出一条坡道;也可能会在电梯里的按钮上印上盲文,却忘了盲人更想知道的是现在电梯停的是几楼。
上帝的花园里,杂草丛生
生活里,处处都是障碍。想坐个公交,结果无障碍公交车的挡板全是坏的;想坐个地铁,好容易才找到有直梯的入口,还要在严寒酷暑中等上几十分钟。上饭馆吃个饭,终于被抬进去了,结果腿被餐桌挡住,只能伸长了胳膊,拉长了脖子,吃得腰酸腿疼……
面对他人时,永远是同情,怜悯或者厌恶、嫌弃的目光,做什么事情,都要看他人的心情与脸色,当有人要爱你的时候,就帮你穿衣脱裤,当有人心情不好时,你就只能泡在一堆屎尿里……
种种状况下,确实只有“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人,才能够重新做到标准中的“站起来”。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只能是沉沦与绝望。
但,当你因脊髓损伤,坐上了轮椅。马上有医生给予你最专业的指导,而不是告诉你得治疗,要是治不好这辈子就此完蛋。你可以划着轮椅,自由地出入家中的厨房与厕所,而非事事都要等待家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去逛街、购物,上班。你需要定时上厕所,大家会抱以一个理解的眼神,或者是干脆无视,而非是奇怪地打量,同情地凝视。你脚不能动,手不能动但是有视控电脑操作系统来给予你辅助与支持……
那么,残障是不是可以不再那么令人恐惧,与让人感到毫无价值了呢?坐上轮椅,是否就像是换了一个生活环境一样,只需要想办法去适应,而不必一直抗拒呢?
也许很多人要说,那怎么能一样呢!可,生活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嘛。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特点,每种生命经验,都有其价值。
同样,每个人,都有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每个人都不会排斥他人之爱。但,这种爱,应该是基于平等与尊重之上,是为了能够使受助者、被爱者,更自主地,更好地生活。否则,只能是用施舍与同情,摧残对方的尊严与勇气。
有句谚语叫“上帝的花园里杂草丛生”。多样性,多元化,尊重每一种生命存在,给予它最需要最适当的阳光与雨露,满园芬芳,会赛过一片红艳牡丹。
起点
“如果我们选择一个男孩而不是一个女孩,一个高大的孩子而不是矮小的,或是一个超级聪明的孩子而不是一个智力一般的。如果我们做出选择,是因为我们想使我们的孩子在一个竞争的社会能有最好的机会,那真的是一种自由的表达吗?或者只是对现有的角色、期望、刻板印象和存在于我们社会的偏见的表达。”
这段话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他最爱在哈佛的课堂上,与人去探讨什么是社会的公正。
不管我们对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何定义,如果我们认同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认同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那么,当生活改换了一种状态后,一切只是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启程后,我们还会面临更多问题:诸如结婚、生子和高潮,读书、就业和养老。人生没有中途岛。出发了,就比停留在起点,将之视为幸福的终点要强,不是么?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结婚,生娃,生如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