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哥真名许老六。据他说，村里人一般都叫他老六，而“六哥”之称，大抵起于近几年他当上村里的残疾人专职委员、办上养猪厂之后。而很多年前，大家一般都叫他“陆掰掰”（注：当地方言，意思同六瘸子）。

引子

第一次听说六哥，源于国际助残的项目官员Maggie推荐他参加我们在武汉举办的残障青年领袖训练营。当时Maggie告诉我们，在云南农村，有这样一名非常厉害的残障人：他是村里的残疾人专职委员，家里开着小卖部，同时还办起了一家养猪厂，雇佣的也都是村里的残障人，颇有点社会企业的味道。

当然，如果仅仅只有这些，也不足为奇。毕竟，在我们看来，残障人的生活，理当如此。但Maggie说我们并不了解在交通不发达的山区农村，环境究竟如何。何况，六哥对于当地残障人的生活状况和如何去改善，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不知道是“六哥”这个称呼，还是Maggie给我们讲述六哥时那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使我眼前浮现出多年前一部名为《大染房》的电视剧里主人公的形象，他也被尊敬他的人称为“六哥”。生活在民国时期，他走过的路，是从村里吃百家饭的“小六子”，到商场上覆雨翻云、智计百出的爱国实业家。

心中猜测着两个六哥的异同，我自然很想能够见到这位Maggie眼中的厉害人物。只可惜当时恰好赶上残联换届，六哥要行使他的选举权。因此没能参加我们的训练营。Maggie和我都颇觉遗憾。

好在，2013年9月，我们随Maggie前往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做KAP基线调查，有幸见到了六哥。

初见

初次见到六哥，是在调查前的培训上。当时的他，与来自师宗县及相邻的澄江县的其余14名残疾人专职委员坐在一起，显得有些沉默寡言。初见的印象是，他衣着非常整洁，精神抖擞。他走起路来，虽然有点慢。但动作并非非常不协调。起初我以为六哥的残障程度比较轻，因而外表上并不明显，更是觉得在农村地区，残障程度轻微，自然受到的影响不大，有此成就也是应该。直到后来和六哥细聊，得知内中原由后，不禁为自己那莫名其妙的“怀疑主义”思想惭愧。仔细反思，才惊觉，我这个生活在城市里的残障人，对于生活在农村的残障人，也有着烙印在脑海里的刻板印象，甚至还带有优越感。

再见

再次见到六哥时，是在他家的楼房前。他依旧穿着整洁，干净。且精神抖擞。这一次，我们是跟随他一起，和市里派下来的两名康复专家到村里做筛查。而之所以会有两名专家前来，是因为六哥在村里走访时，发现有两户人家的孩子，可能是脑瘫。尽管之前有过康复知识培训，六哥对脑瘫有一定的辨识能力。但他希望能够有专家进一步明确，这样才能说服孩子的家长，尽快让孩子接受康复训练。

顶着烈日，六哥和我们在屋外，一面等待专家的检查结果，一面聊起他的工作。谈及所在行政村辖区内九个寨子116名残障人的残障状况、家庭情况，六哥如数家珍。细聊之下，我们才得知，原来六哥通过挨家挨户走访，为每一位残障人健起了档案。档案完成之后，六哥每年仍然会到每个残障人家中走访两到三次，以了解他们的近况和需求。这样的工作，从他2006年开始从事残障人工作以来，已经坚持了七年。

坚持

听来这样的坚持似乎没有什么，毕竟这是六哥的工作。但六哥所在的村子，下面有九个寨子。有的寨子离六哥家近，有的却相距三十多公里。并且那里地处山区，许多寨子公路还无法抵达，大多泥路都崎岖难行。碰上下雨天，更是泥泞不堪。何况有的寨子里，人家与人家之间隔得非常远，对于腿脚不便的六哥来说，更是充满挑战。

通常六哥去走访时，都会让妻子开车送。遇到路况不好的寨子，他就只能让妻子将他放在寨口，晚上再来接他。有时候，一天下来，也就只能走访两户人家。

除此之外，六哥还兼任着九个寨子的康复指导员，除了培训各寨子的指导员工作，他还有自己的视障人定向行走培训，聋人听力康复训练，还要指导脑瘫者、截瘫者还有自闭症人士的康复。

这是一件非常占用时间的工作。

六哥家开着一间小卖部，现在主要靠他的妻子照看，到了农忙时节，还有农活要干。另外还有养猪厂需要管理。因此，六哥的妻子时常会抱怨丈夫将大量时间与精力投注在他的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工作上。

就此，我们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因为我们了解到，作为村里的残疾人专职委员，每个月补贴只有一百五十元。这还是近两年县残联理事长努力争取的结果，以前只有每月五十块。

六哥的答案是：

“如果我不是残障人，我肯定不会做这个。”

源起

六哥在六岁的时候，因为打针伤害到了坐骨神经，从而残障。之后的人生，似乎与“六”就没再搭腔。从小到大，村里的孩子、大人，都喜欢叫他“陆掰掰”，这是当地的方言，是类似于“六瘸子”的意思。这种称呼，就像视障人是被人叫“王瞎子”、听障人被人叫“张聋子”一样，充满了歧视与侮辱的意味。

这使得六哥觉得，残障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因为害怕被人笑话，他平日极少愿意走出家门，甚至到了十八九岁还是如此。

尤其在大专毕业之后，六哥需要找工作了。但所有人都告诉他，你这样的，就算考得上，人家也根本不会要。事实上，他找工作也是处处碰壁。这让六哥愈发沮丧。

而在当时的农村，二十岁已经算老大不小了。六哥的婚事，也成了家人的一块心病。尽管平时走路可以尽量掩藏起残障，但一但要上楼，或者挑水，就立马露馅。家人为之着急的同时，六哥的情绪更是越来越焦躁。

终于在一次找工作未果后，六哥爆发了。他冲着母亲一顿咆哮，

“为什么别人都是健健康康，我就落是个残疾？”

这样的问题，无数次把自己关在家里的残障人，曾经在心里对着自己咆哮，或者对着家人。有些人，永远被困在一声又一声质问的回声里，无法走出来。有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得以在爆发后，打开新的局面。六哥的改变，源于他母亲的泪水。

面对儿子的突然爆发，六哥母亲无言以对。因为在她心中，也觉得残障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儿子都已经这样了，她又能怎么办呢。她只是难过，替儿子难过，替自己难过，难过得只能哭泣。但是释放完的六哥，看到母亲的泪水，情绪却很快平静下来，并且陷入了反思之中。

“我当时想到，老娘养我这么多年，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自己不努力，有什么资格责怪她呢？”

转变

很多人喜欢用良心发现、浪子回头来诠释像六哥这样的“幡然醒悟”，也喜欢听到如无臂钢琴演奏者刘伟“要么成功要么死”的论调。似乎面对残障，永远是一道是非题。但在六哥看来，他的反思，只是多年积压的情绪释放后的一种水到渠成。

“我当时想了很久，要想别人瞧得起你，先要自己瞧得起自己。自己瞧得起自己，就应该要靠自己挣钱，哪怕一天挣一块钱，也比就这样下去要强。同时我也在想，残障人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手不厉害，可能嘴厉害，那就靠嘴吃饭。嘴不厉害，腿厉害，就靠腿吃饭。总会有一条适合你的路。我以前错就错在，没有去做事。”

六哥综合评估了自身的优势与劣势，觉得靠嘴先吃饭比较靠谱，遂决定开一家小卖部。

找亲戚借了点钱，几块砖一垒，两块木板一搭，去进了点货，六哥的小卖部就开张了。他记得，开张第一天，靠着卖一包挣个六七毛的香烟，他就挣了十多块钱，远远超出预期。这也让本是小马过河、心中惴惴的他，彻底吃到了定心丸，更对未来有了信心。

从一天十几块，到一天几十块，六哥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家里的房子、车子也都是靠他的小卖部挣出来的。但六哥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得出一个结论：残障人要找到自身的长处，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做一点事情，而不是成天无所事事。如果能够真正地做一点事情，哪怕是非常小的一点事，都会对他的自信心，带来莫大的鼓舞。

六哥的思考很朴素，但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所倡导的精神不谋而合。他知道肯定残障人的能力，同时也在探索以经济赋能的方式，改变残障人在村里的生存状态与社会地位。最难得的是，六哥不止于思考，他还付诸了行动。

2008年，联合镇上几个村里的残疾人专职委员，六哥办起了养猪厂，并且厂里雇佣的全是残障人。

“如果他嘴不行，可以买买菜。如果他腿不行，可以看看猪。总之，大家集合在一起互相取长补短，就没啥困难了。”

有意思的是，六哥的养猪厂，比起很多自许为社会企业的企业更像社会企业。对于雇来的残障人，六哥管吃管喝管工资，还管教技术。待其有了技术有了钱，可以不用继续在六哥的养猪厂打工，回家自己养养猪，或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做点别的事情。像村里的某位残障人，从他这离开后，自己开了厂，盖了房，娶了媳妇，这是令六哥感到非常骄傲的事情。

而这些残障人们，也渐渐不再叫他“老六”，改称他为“六哥”。

六哥并没有因此就自满，或者因为自己先富起来，就瞧不起村里其余的残障人。正是因为他从小受多了笑话，所以才深深地明白，其余那些还没能从困境中走出来的残障人的痛苦与无助。他希望能够帮到更多人。但不是接济他们点钱就可以改变的。六哥知道，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能够想通，他们自己对待自己的态度发生改变，一如当初的六哥自己。

影响

这样的想法，在六哥还没开养猪厂之前就有了，在六哥的小卖部生意越来越好时就有了，在他已经有钱、人们仍旧叫他“陆掰掰”时就有了。但六哥并不知道自己可以怎么做。直到2006年县里招考残疾人专职委员。

当时的六哥，是做为村里的先进残障人，被通知去参加考试的。说实话，一开始他也不太闹得清楚残疾人专职委员（又称“残疾人联络员”）是个啥玩意儿。但六哥一考就考了个全县第一，顺利走马上任，开始了一段兼职生涯。

当上了残疾人专职委员，六哥接受了一系列培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康复的知识。那个时候，六哥才闹清楚脑瘫、偏瘫与截瘫的区别，也学会了如何培训盲人定向行走等。让他意识到，很多还没像他般想通的残障人，有了这些技术的辅助，很快就能想通。

同时，他的第一项工作，是走村串户，对村里的残障人进行摸底建档。

只有了解了村里残障人的基本情况，才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才好有的放矢地为他们提供支持。六哥开始系统而科学地接触残障人工作，也在走村串户中，看到了更多以前他没能看到的情况。

“好多残障人，都是呆在家中，靠着家人养着。他们有些只能算是活着，根本不能叫生活。这里面有出门就会被很多人笑话的原因，也有家里人和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用的原因。”

正是因为自己有类似的经历，六哥才更感觉到这样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变。只是这种情况要想改变，并非一日之功。六哥一方面积极进行摸底建档，以方便有针对农村残障人的政策出台时，能够及时落实到户，给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另一方面六哥经常借用村里的喇叭进行喊话，告诉村民要尊重残障人，不要笑话他们，不要叫他们“掰掰”、“聋子”、“瞎子”。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想办法建立起残障人的自信。

“农村残障人穷就穷在他们自己老瞧不起自己，总认为自己残障了就一无是处。这是最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心理不健康，需要康复治疗。”

六哥的“康复治疗”方法比较独特，按他的话说，就是“连说带吹牛，不行就肏”。

在当地方言里，“吹牛”是“聊天”的意思，“肏”则是“骂”的意思。听来似乎有些直白与粗俗，但非常之形象，能够表达出说话者的心情。

六哥在村里因为开着小卖部，在残障人中有一定的威望，加上他现在还是残疾人专职委员，他在为大家谋福利谋发展，大部分残障人还是愿意听取他的意见与指导。

“我让他们首先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残障得再严重，但也有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就算瘫在床上，比如吃饭，别人喂你，和你自己能吃，感觉上就完全不同了。”

另外，六哥还根据自己所学，不仅自己干，还到九个寨子里培训残障人做为康复指导员，指导同寨子的残障人进行康复训练。见到六哥时，他手上还有五个盲人在接受他的定向行走训练，4个偏瘫、五个脑瘫、两个聋儿和一个低视力的康复训练。

据同村的残障人告诉我们，接受过六哥训练的六名盲人，他们现在都可以在熟悉的道路上依靠盲杖进行独立行走，同时六哥为每个人建立了一份盲人定向行走日记档案，他把每次的训练都详细的记录下来还配有照片，内容有整整两个大本。

而六哥自己呢，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压腿，使自己的腿脚稍微灵便些，也避免因为废用导致的进一步萎缩。这也是我们见到六哥时，并不觉得他的残障程度有多重的原因。

村子里所有的残障人都服六哥，服的不是他知识渊博，不是他乐善好施，也不是他自强不息。大家服的是，六哥在一条农村残障人以为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路，并且他不讲什么大道理，只是招呼更多残障人来走这条路。

从开始干残疾人专职委员，到今年已经是第七个年头。六哥已逐渐成为村里残障人的主心骨。如果谁家不听他的话，他“肏”一下也就听了。而六哥看到的最大变化就是：现在村里的残障人们，多多少少都愿意出门了，有了需求，也会提出来。比如也想办个低保，也想种点烟草等等。只是需求出来之后，六哥不一定全部都能满足。但提出要求的残障人却无法接受，这让六哥很是无奈：

“他什么也不懂，全指望着你。不知道提的要求能不能行，反正硬要你去给他办。要办个残疾证，自己不去，硬要我给他办到。鉴定不合格，拿不到低保，他才不管你的解释。当然，也有明明符合的，但也拿不到，这就不是残不残的问题了。毕竟有很多事情，不是残疾人联络员能够解决的。”

这是六哥之前没有想到的，算是新形势下残疾人专职委员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不过，这些事情都无法消弭六哥坚持把残疾人专职委员这份工作做好的信心与决心，因为他明白，残障人的事情，尤其是在最基层，一定要有人管，最适合的人选，自然是残障人。

“我就老说，一个村里，计划生育有人管，育种有人管，妇女有人管，就是残障人没有人管。有了残疾人联络员，残障人有事，总算知道找谁了。”

尽管，残疾人联络员的待遇非常低，偏远山区的无障碍建设还有待加强，这样一份工作基本上是费力不讨好，有时候还得不到家人的支持。但，六哥的答案背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正是因为我是残障人，所以我才要更好地做。

再见

再见，可能是再次相见，也可以是挥手作别。

与六哥的这次见面，满打满算不到三个小时。之后我们还和六哥一起，参加了他们寨子在村残疾人活动中心搞的座谈。看着满屋子残障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谈着自己的需求，看着六哥不管大家是指责还是质疑都永远耐心的样子，我们只能沉默。

在回去的车里，我们还听到市里来的康复专家与六哥的这样一段对话：

“今天去的那户人家的孩子，肯定是脑瘫，需要早点做康复。不过我看他们家家人好像不太愿意，一个劲地说孩子就是不会说话，不用管了。”

“回头我再劝劝，不行就肏。”

很朴实，又很让人忍俊不禁！

六哥，是这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