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读刘瑜的《观念的水位》，看到这样一个观点，读后顿觉恍然，对近几年来的一些“奇怪”现象不再惊怪。刘瑜在书中写道：“我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当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起来，船自然浮起来了。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舱里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出现，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我近些年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

确实，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尤其是2010年过后，八零后们奔三了，有的在逃离北上广，有的想回归体制内，更多的人，在这个社会阶层流动逐渐板结化的社会里，只能生活在夹缝中，梦想难以照进现实。我们三十难立，三十不立，但我们看待自身、看待社会的观念却渐趋成熟，水涨船高。

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的Jean M. Twenge写过一本《Me世代：年轻人的处境与未来》，书里所谓的“Me世代”，指的是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美国人，作者认为他们的特质是：高度自尊、外控性格、高压生存、平权意识……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就这个特质的描述看，我们曾经初生牛犊，个性张扬；我们现在生活尽管纠结，却也开始沉静，努力做着能够对阶层板结的社会做出的抵抗，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对过往的怀念。《李雷和韩梅梅》、《老男孩》、《春天里》……一幕又一幕，承载的都是曾经的最美。但与此同时，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过往的精神领袖，也在我们观念“水位”的升高中，开始经受更大的风浪。这里面最让残障人揪心与关心的，是我们的残联主席张海迪。

她的事迹不再赘述，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给予她两个美誉：“八十年代新雷锋”、“当代保尔”。由此，她成为那时中国最轰动的“励志人物”。

可以说，我们八零后这一代乃至我们的上一代，都是在张海迪的励志故事中成长起来的。还记得十来岁时因病导致视力障碍严重，在家里和学校，处处都有人与我讲张海迪的故事，每当我情绪低落时，就有人以她来激励我。当我取得一点成绩时，则又有人以她来赞誉我。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前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应该是我们实质权益上的领袖，但张海迪，却是我们的精神领袖。

2008年11月13日，张海迪当选新一届中国残联主席。作为曾经的平民偶像、残障英雄，她的上任，应该算是实至名归。当我们期待着她继续为我们中国近亿残障人指明方向，带领我们奋勇前行之时，她却身陷于各种指责与质疑的泥淖中，和“雷锋”这个精神符号一起，在很多人心中崩塌。

先是有人在网上爆料说张海迪为德国国籍，后她的国籍又跑到了日本；接着又有人指她微博中有跷着二郎腿的照片，怀疑其为假残障人；引发最大波澜的则是2011年6月不少网友在其微博中留言，希望她关注其盲人同乡陈某某的境遇，但她却关闭了微博评论功能之事，一时间，各种责问汹涌而来；后来对巨额残保金去向的追索与质疑，也落到了她头上。而这位平民英雄自学成才、多国语言精通的励志事迹是否真实，在种种剖析中，也像“雷锋同志做好事从来不留名，他只写在日记里”一样，被打上了一个问号。

面对这些诘责，海迪大姐有的做出了解释，譬如她在微博中表示，跷着二郎腿是工作人员辅助，那样有利于分解脊柱力量，能坐得更久。至于她的国籍，能够成为十八大代表，就是最好的证明。但面对一些指责和更多责任担当的期望，她保持了沉默。

网络舆情如此，让笔者一时间有些恍惚。可当有人跳出来指责大家“怎能对一名残障女性如此凶残”、“怎能对曾经的精神领袖如此贬损”、“怎能失去内心的道德底线”之时，笔者又颇不以为然，终在《观念的水位》里找到了答案。

其实，张海迪，或许依然是张海迪，只是这几代人和这个时代变了，我们观念的“水位”变了。伴随这个水位一起变化的，则是“残障”的概念与残障权利运动的历程，还有我们残障人的需求。

在张海迪成为“张海迪”的那个年代，笔者同样看到，1981年，也是联合国国际残疾人年，中国原邮电部发行了编号J-72的纪念邮票，全套一枚，票面上写着“国际残废人年”。在此之前，对于残障的认识就是“残废”，充满了歧视与否定。当残障人在邓朴方的领导下提出“残而不废”的口号之时，自然也需要“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偶像，成为精神领袖；这个领袖来自民间，是位女性，更具传奇色彩。同时，那个时代需要知识明星、运动明星，他们坚强、勇敢，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内涵，这样的道德形象更符合当时中国人的需求。

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后，摒弃了“残废人”的提法。“自强不息，身残志坚”的神话与传奇，一个接着一个，成为媒体宣传残障人的主流。在当时，对正努力从“残废”中挣扎而出的残障人来说，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慰藉。

可二十多年过去，沧海桑田，早已换了人间。当张海迪当选为中国残联主席之际，也恰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中国批准实施之时。残障人们逐渐开始关注自己的教育、就业、出行、婚姻及参与政治生活等各方面的权利与机会均等，我们早已不满足活在他人异化、排斥、怜悯与歧视、还甘当于精神世界里的“巨人”的环境里。近几年来，《残疾人保障法》进行了修改，《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颁布实施，残障人一直期盼《残疾人教育条例》的出台，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提交了履约报告，更有本土残障人自组织公开递交影子报告，在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中，发出残障人自己的声音……

一件一件，一桩一桩，都显示着：我们观念的水位，涨了。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就像老师体罚学生、城管追打小贩，我们从“不以为怪”到“无法容忍”；就像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更适合她的地方应该是讲台，而不是残联主席的“宝座”一样。

博客与微博中的张海迪，依然那么柔弱与善良，依然带着文艺与敏感。被供上庙台的她，尽管在试图做好自己的人大代表，却赶不上我们水位上涨的速度，但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残障领袖，已不再应该只是一个精神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