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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杨青风，我其中一个身份是记者，这个身份我经常出去采访，大多数人对我们视障人都比较好奇，我采访完他们，他们常常反过来也采访采访我。

虽然说有的时候他们的采访就直指我的隐私，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跟大家有效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我就据实回答，有时，当我回答完这些问题，对方的反应会让我有了另一番感受。

有一次我采访一个大叔，他接受完采访后对我说：小伙子我跟你聊会儿天！我说：可以，我们聊得也比较熟了！于是我们便有了如下对话：

大叔：你结婚了吗？

我：结了

大叔：哟！结婚了，真棒！那有孩子了没有？

我：哇！有孩子了，真了不起！

听完大叔的话，突然悟出了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还碌碌无为，都是因为计划生育闹的。

其实我还真挺了不起的，因为我真有一个孩子。这孩子今年6岁了，我每天目前陪伴他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每天给他讲一个睡前故事。

最近他买了一本成语漫画，他也能认识几个字了。每天就问这个成语什么意思？那个成语什么意思？我就和他讲什么叫刻舟求剑、愚公移山、黔驴技穷……反正就让他知道父亲有多大本事！

有一天，儿子说：你今天给我讲讲什么叫做盲人摸象吧！顿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了，我感觉这个故事要讲不下去了，因为他爹就是个盲人，难道讲他爹摸象的故事吗？

我有点受伤，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呀，难道盲人摸象就真的那么不堪吗？最起码我的职业经历告诉我，这盲人摸象摸得好、摸得妙，非常有必要！

2006年，因为不想做按摩，希望盲人的人生有更多选择，我和几个残障伙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视障人广播节目制作团队。这个在当时的大家看来，有点盲目。其实我们当时心里也没有底，但我们一点都不盲目，大不了回去做按摩，我们是有退路的。

打破这一切的，却要说是因为2008年，北京举办了残奥会。

那年，我作为中国唯一一个赛会注册视障记者，采访报道了北京残奥会的盛况，以看不见之身，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为了报道好残奥会，2007年，我们团队就前往上海特奥会进行了实战演练。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专门给心智障碍的朋友们做的、运动员做的运动会，他们尽显自己的运动才能。

在去演练之前，我心里特别焦虑，想象一下一个看不见的盲人，怎么采访一个智力障碍人士的运动员，这真的就是“盲人摸象”！

演练在即，我也没办法不去，硬着头皮就得去！如果只是体验一下我觉得问题倒不大，反正就是走一遭，体验一下，关键是——我们还跟很多电台老师吹了牛，说我们要每天给人家发现场报道，更关键的是这些老师都信了，还给我准备了时段，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第一天，我跟一个低视力的同事一起去了现场，我们八点半到场，9点才找着座。那是一个体育场，我听到现场又有人鼓掌、又有人吹哨，我就不知道是干什么，心里特别紧张。

我对同事说：赶紧给我看看是什么比赛？同事又用望远镜，又用放大镜，之后又尝试用手机看了一通，5分钟以后严肃地跟我说：“看不清楚”！

我一下子无语了，只能放弃。想到中午还和北京电视台约了连线，我就上网看看有什么其他媒体报道的消息可以复述一下。这么一想，我就放松了，我东听西听，听了一会我就觉得不对，这个掌声好像跟平时我听的不是人鼓掌。

我就去询问工作人员：现场鼓掌的声音怎么听着不太一样呢？工作人员回答说：我们发了鼓掌器。于是，我又跑去问场馆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给他们鼓掌器？场馆的工作人员回答说：这个是我们特意的一个安排。因为智力障碍运动员他们在比赛的过程中特别需要鼓励，你要是没有充分的鼓励没准儿他运动完成不了，我们怕观众来得太少，鼓掌声太小，我们给每位观众发了一个。

我感到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中午就跟北京电台的老师连线，完成了我的“特奥首秀”。

这个“第一次”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要用心，看不见也能找到一些“线索”，并不是什么都不行了。

这个自信驱使我跟同事继续做报道，到了特奥会闭幕的时候就驾轻就熟了。

在闭幕式现场，我忽然听见大家每一次欢呼的时候都有人吹喇叭，但是我平时听的晚会喇叭有点像球迷喇叭，那天我听着像音乐、像旋律，我想这怎么这么奇怪？

我又凭着我的记者证找人问，这次又赶到了点子上。主委会回答说：这是我们特意准备的，每个看台的喇叭声音都不一样，但是它们加起来是个和弦。

当时我一听，就感受到——在整个特奥会，其实不管是志愿者还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还是观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乐章，我们每个人就是其中的音符。

我发现：恰恰是因为我这看不见，让我看到了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们这些报道也受到了台里边老师的充分认可，这也成为了我们报道残奥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2008年报道北京残奥会的时候，我不光做广播节目，我还跟电视台合作，每天出一条电视新闻，所以找选题的压力非常大。

于是，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瘦瘦的小伙子每天拿着一个盲杖走在记者中间，穿梭在赛场内外。

有一次，我去轮椅篮球比赛的现场，就听见旁边有几个人在说话，突然有一个人就说，“看，那个运动员摔倒了”，旁边有人说：“对呀，怎么没有人扶呀，裁判员赶紧叫人扶呀？”有人说：“好像有规定不让扶！”老太太说：“不让扶怎么起来？”

正说着呢，我就听到旁边一阵欢呼掌声，后来一问，原来这个运动员一借力旁边两个运动员腰一使劲就起来了。

作为一个残障人，我心里特别有感触，我理解为什么不让扶！

这样一个规定背后的那个深刻的含义——那些轮椅篮球运动员每天训练，应该说摔摔打打、摔倒对他们来说是太平常的事了，而且他们肯定能自己想办法起来。

作为一个轮椅篮球运动员，我相信大家对他们最大的最终莫过于相信他们自己倒下还能站起来，而不是站起来，还能坐起来。其实很多残障人也是这样，我们生活中特别，我们不光需要大家的关爱，还是需要大家认可我们、肯定我们，甚至欣赏我们、欣赏我。

后来我就以这个事情为题，进行了报道，我想把这种感受传达出来，然后我就开始采访轮椅篮球运动员和教练，他们对这个规则的理解，采访普通的残障人对这件事的感受。大家都表示平时大家给的关爱很多，但是比关爱更重要的是尊重。

关爱很多，但是比关爱更重要的是尊重！这句话带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后来我据此做了一个节目和一个公益广告，这个广告名字就定在比关爱更重要的是尊重。

2008年的时候大家还在讨论一个话题：城市里边的无障碍设施到底建设得怎么样？怎么能建设得更好？

当时我跟我的同事我们特别想推崇一个观点，就是这无障碍设施不光是残障人用的，也是大家用的。比如说买菜的、婴儿车、老人轮椅，很多人都会用到。

这在11年前是个很新鲜的观点，我们特别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于是我们做了一条公益广告，写了一条公益广告，叫“人人都需要无障碍”，这个广告在全国176个电台播出。

下面，我与伙伴们分享一下这则广告：

「我经常出差离不开行李箱，在一些地方有了坡道，我就不用像以前一样自己搬上搬下了。

每次骑车出门买菜回来，我都只能把车和菜一起搬上去，现在小区有了坡道我就不用为这事发愁了。

其实无障碍不仅是残障人的需要，更是每一个人的需要。」

2008年以后，很多人就知道我们了，也特别感谢中央广播电台在奥运之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这个团队很荣幸地承担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残疾人之友的节目制作，一直到现在。通过这个节目我们的团队，有了更大的平台，而对于我来说有了更多的机会在公共议题上跟大家沟通我们的想法。

记得有一年世界环境日的时候，是请一些视障者来谈声音污染和噪音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平时大家不太注意，但是视障人非常敏感。2010年的世博会，主题是“城市”，我们的残障者跟大家谈我们期待的城市是什么样子。

还有一次，大家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要逃离北上广，而我们节目也做了一个主题，作为残障人我们绝不离开北上广的N个理由，这就是我们的视角。

听了我的故事，也许很多人会想：你这个不就叫盲人摸象吗？以偏概全吗？你了解事情的全部吗？其实我在想鼓掌器虽然是特奥会上的一个局部，但是它反映的不正是特奥精神吗？尽管我只在奥运会上听到了一群人关于轮椅篮球的聊天，但我觉得这不正是残奥会举办的意义所在吗？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而正是这种所谓的局限性让我们有了自己的视角，而因为每个媒体工作者视角的不同就给大家呈现出了一个精彩纷呈、细节丰富的完整的世界。

坦率地说，我这个就叫盲人摸象，当我摸到这个象以后，当我把这个我摸到的象告诉大家以后，我相信大家会一下子惊讶了，原来同一件事还有这样一个我不知道的有价值的侧面。

我的确是在盲人摸象，但是我摸的不是你们想的大象的象，而是实物的像。

马上就是12月3日了，那个是每年都有的国际残障人日，今年的主题是“赋能残障，为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采取行动”。

我觉得赋能残障其实说到底应该就是对残障人主体性，或者说独特性的尊重，而我觉得其实我们生活的时代之所以伟大，就是允许每个残障人都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都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给他们提供展现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价值。

再过两三年，2022年冬残奥会又要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应该是少数举办了双奥的城市。从个人的角度讲，我也希望能够去采访冬奥会，我也希望我自己能成为一个双奥的记者，我不光自己去，我希望带着更多的残障伙伴一起到残奥会上“盲人摸象”，让更多人以更多的视角看残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