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一位20出头的大学生凯伦·罗素(Callum Russell)聊天。他的人生经历无比丰富，让我收获许多，让我仿佛又回到了许多年前采访和拍摄的时光。

前几年他连着三个暑假到拉丁美洲当志愿者，最后一次实现了一生的理想——徒步秘鲁的印加古道。他告诉我：“最让我惊讶的并不是人们对我的鼓舞，而是鼓励我的人不是当地人却是加拿大游客！”因为他是一个盲人。

在秘鲁凯伦很少能发现盲人有机会平等参与社会，秘鲁人看到盲人走印加古道一定会很惊奇。但在加拿大，盲人参与社会活动很正常，徒步旅行也不应该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因此，凯伦对大惊小怪的加拿大游客们的鼓掌感到很矛盾：三天走了四天的路程使他感到挺自豪的，但他并不喜欢人们觉得盲人做这种事情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不应该以此为怪的人——“我年轻力壮，腿很有劲，我又不是用眼睛走路。”他觉得挺搞笑。

凯伦的南美之旅把他带到了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和秘鲁。在英国读本科的时候他学的是西班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现在他正读研究生，念法律专业，打算过两年拿律师资格证。从小学到大学他上的一直是普通学校，小学转初中时父母特别注意为他找合适的学校，最后为了进入好的中学特意搬到了挨着伦敦的萨里郡，因为那里的国立中学有专门协助视障生的特教部门。

按英国的教育制度大部分视障孩子都能接受全纳教育，可并不是每所学校都具备接受盲人学生的理想条件，因此有的地区把不同残障类型的学生安排到具有相关条件的普通学校，因为离家太远，有时候还需要安排汽车接送（当然由国家出钱）。这样至少能保证大部分残障孩子都能接受全纳教育，但不一定能保证每一所学校都能满足每一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凯伦承认自己很幸运：作为先天性全盲的人，他从小掌握了盲文，在学校里用盲文电脑；学校让视障生和其他学生一起上所有的课，包括体育、音乐、数理化学等。最后凯伦和其他同学一起参加高考，学校为他提供了各种合理便利（盲文考卷、电脑、增加时间等）。在伯明翰上大学时他选的是外语专业，后来分别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学习了三个月。他告诉我，在三个国家的经历很不一样：相比之下法国学校最差劲，学生和老师似乎不愿意帮助盲人，最后他不得不靠自己的本事来克服困难，熟悉校园环境，不断地给老师提要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学校好多了，老师很负责任，大部分学生也挺热情的。

从这些经历凯伦得出了几个结论：第一，大部分学校和老师并不了解残障人，因此我们要不断地提出要求来教育他们，当自我倡导者，让学生和老师逐渐明白残障人不一定是“困难群体”，但有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方法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第二，很多情况下不能依赖同学的帮助，一定要自力更生，要熟悉学校环境，自己解决问题；第三，想和同学交朋友一定要找到共同兴趣：凯伦特别喜欢足球，很会和同学们侃西班牙、意大利、巴西等球队的事；他也学过打击乐，到哪都能参加音乐表演。有了共同兴趣同学们很快就放弃了对残障的尴尬和恐惧，让凯伦自然加入他们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