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障不一定是被动状态，正好相反，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主动状态来改善自己和他人的生活。

我的大半辈子是在回避残障中度过的。虽然是先天性低视力，小时候因为眼病也忍受过n次手术，但从未觉得自己是残障人，感觉“残疾”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在英国和南非上学很自然就上了普通学校。那时候还没有人谈到什么全纳教育、融合教育之类的，大概只有全盲或者最严重的低视力者才上盲校。学校也没有专门为我提供什么合理便利（那时候还没有人用这个词汇），不过有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有些激烈运动我不能参加（说实在的我也不在乎，因为不大喜欢踢足球)，所以老师让我在操场上跑步或者呆在图书馆读书。

像很多不接纳自己的状态的人一样，我也比较善于“装明”，但有时候实在看不清黑板我还会露怯。最尴尬的是老师让我念课本的时候我看不清就结结巴巴地念出来，有的老师不知道我低视力还以为我有学习障碍。尽管如此，我在很长时间内仍然回避我是低视力的事实，不认为自己是个障碍人士。

现在回想，我来中国学中文与视力不好并非无关。低视力在我少年的心里无疑产生了某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我从小比较爱独自思考问题，虽然不躲避人群，但也不大合群。青春时期像很多同龄人一样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但由于参加不了很多“正常人”能参加的活动，我就发现了另一种方法：我开始自学中文，对既遥远又神秘的PRC产生了兴趣。

70年代中国还很封闭，西方人学中文的是极少数，所以这又给了我一种自我认同。说实在的，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视力还不错，还能到处骑自行车（当然那时候汽车少，比现在安全得多，而且加入马路上不慌不忙的自行车队伍让我感到很安全），但是北京的灰尘老让我眼睛发炎，而且过去发生多次的网脱总给我一种危机感。

尽管如此，我是在中国居住了十几年以后才开始注意到残障人的。这无疑与我视力逐渐下降，不得不考虑另一种生活道路有关。不过以前没有特别注意到残障人的存在也不完全怪我，在中国，残障人，尤其是盲人，几乎是一个看不见的人群。第一次遇到中国残障人是在上大学时，当时我每周到附近的林业大学教英语，有一位外语系教授的儿子是肢体障碍者。这位坐手摇轮椅的二十多岁年轻人因为上不了大学，在家自学英语，水平很高。那年，他和他的父亲成为了我的好朋友，我十分敬佩他们。很遗憾我后来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后来我在陕北农村拍纪录片时，顺便问了当地的政府官员本地有多少盲人。他们对我的问题似乎有些惊讶：“我们这里从来没见过盲人，陕北人的眼睛好得很！”这个说法和我亲眼目睹的情况产生了矛盾，因为我在陕北见过那些盲人丧葬队和盲人秦腔木偶团。几年后我在内蒙、山西等地开始调查视障者的情况时，发现残障者为“隐蔽人群”是普遍现象，恐怕还不止于这些地方。

15年前我的视力开始明显下降，后来做了白内障手术又恢复了一些视力。然而，不愿意直面视障，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更多障碍。比如说，每次和纪录片摄制组拍片时，我总想方设法隐蔽自己的视障，生怕人家知道了我的情况，会觉得我不可以做电影工作。我自以为考虑得很周到：每次约人时，我一定会提前几分钟到场，站在那里等人来找我，而不要像盲人那样模模糊糊去找人还有可能找不到。现在想来，大家一定很清楚我的眼神不太好，但并没觉得它影响了我作制片人的工作。不过根深蒂固的消极意识总让我非要扮演“正常人”的角色不可。直到我开始踏上残障人权益工作的道路，我才逐步认识到残障中的“障碍”主要是意识中的障碍，而不完全是客观存在的伤残。

过去在中国当过老师，也拍过纪录片，低视力做这些工作总让我感觉是在顶风而行，想要取得进展很是困难。怎么能顺风前进呢？

1998年我在中国和英国认识了几位从事视障者教育的朋友，这使我开始琢磨残障、社会和个人命运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年，我越来越注意到那些被改革开放遗忘的人，或者说是中国的“弱势群体”。我曾有一位好友小陈，因为小儿麻痹后遗症只能拄双拐，行动不便。他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靠自学写作和绘画成为了有才华的艺术家。他充满了理想，梦想徒步周游世界，但坎坷的生活经历最后使他坚持不下去，生活状况越来越差，后来不幸提前离开了人世。小陈的故事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开始意识到不让残障人发挥自身的潜能不仅会导致个人悲剧，对社会也是巨大的资源浪费。认识了更多残障者之后，潜移默化中，我寻找到了新的使命。

2002年我有机会为BBC广播公司制作介绍中英残障人生活的系列节目。从我接触的中外残障者中我明显感觉到，残障不一定是被动状态，正好相反，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主动状态来改善自己和他人的生活。英国一位视障朋友Ellen Bassani, 教我如何把残障视为自己的“优势”。她说残障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要包容它，不要回避它，要使它成为新的力量。我邀请Ellen来中国和其他视障朋友分享她的经验，在交流过程中我们发现残障人多数有着共同的思考，因此残障议题可成为一种国际语言了！

最近十多年来，我开始在中国从事促使残障人自我倡导的工作，争取协助残障人树立新的话语权，在不同群体和不同国土之间建立桥梁，使所谓的“障碍”被视为机遇和挑战。有人说改变视角可以改变世界，甘地还提倡：“要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自己”，我相信这样的理念对残障人的赋权具有深刻意义。

在以后的专栏中我将探索残障人平等意识等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