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诸位所知，《有人》杂志的阅读渠道，除了获得纸质印刷版，访问有人杂志的网站之外，还有一个为我们编辑组非常重视的渠道，就是微信订阅号“一加一文化”。在此之前，这个微信订阅号的主内容，均由有人杂志编辑组来承担并提供。

以往我们的安排是周一到周五，图文消息的第一条，均是有人杂志原创文章，周六是声波FM同事们的音频节目。而周日，则是推荐其他有倡导多元文化意味与反思的文章。通常一周的原创文章，都会由我在周一安排好，除非出现公众关注的残障领域热点事件需要临时上稿的情况。一般安排好的稿件均由媒体官员李姗进行编辑，最后由主编傅高山确认并发送。至于周日的推荐文章，平时会由各个同事关注并推荐，最后由主编傅高山确认，但之前并没有计划。

8月31日是一个周日，晚上我接到同事李姗打来的电话，询问当晚公号发布什么内容。我便在以往收藏的文章中，看着标题挑了一篇名为《性别歧视的本质》的文章，并未认真阅读，便发给了李姗。孰知，当晚文章发布之后，后台收到了大量女权主义者批评留言，在朋友圈里，我们也看到了不少就此文章质疑的声音。回头仔细看过之后，傅高山和我也发现了文章里确有诸多不妥的表述，便在第二天的微信中发布了一条道歉的声明，将之视为一次公关事件。

起初，我们认为，我们的错误在于犯懒，没有认真阅读，便草率发布，这实际上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但后来再三阅读后，意识到，尽管都是在倡导多元，但因为发展阶段的不同，从残障的视角来看，那样一篇存在着性别谬误表述的文章，如果是放在残障里，我们是可以容忍，并会愿意将之发布的。原因就像，IBM公司曾经发布过的残障大学生自强成长计划一样，尽管里面的表述仍旧有弱化残障者、同情残障者的成份，但我们仍愿意将之推广。一来是，所谓多元，应该是没有对错，只有每个人充分的表达与讨论；二来就是，自诩为精英的人可以不在乎这样的机会，甚至大肆批评，但并不能代表别的残障人不需要它。所以反思之后，我们发现，以后还有可能发布类似的文章。

因此，回过头来，我们再度反思。尽管内容上我们可以找到托辞，可实际行为上，确实是没有负起对关注我们公众号的读者的责任。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责任不明，角色不清。周日的文章推荐，既然是由傅高山决定，那么他就应该全权负责，并认真寻找。而我作为原创内容的把控者，在接到电话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让李姗去联系傅高山，其次才是做好补位的准备。至于李姗，从一个媒体官员的角度讲，尽管内容上她不用负责，但是每次都要等到周日才来询问的运行机制，存在着风险，在最初就应该有所意识。

总体而言，就是我们团队在工作中，长期缺乏计划性，这其实是缺乏责任感的一种表现。缺乏计划性的结果，就是工作一片混乱。有时候依靠个人能力与小聪明，能够将问题在deadline来临前解决。但这样绝非长久之计。在团队规模不大的时候，出现问题还能补救。但当团队规模越来越大时，缺乏计划性，不仅会让新同事跟着散漫，带坏团队的整体风气，并且在问题暴露的时候，想补救就十分困难了。有时候，甚至是致命的。

因此，我们之后做出了调整，将微信内容的整体发布全部纳入到计划之中，不因个人习惯与喜好而转移。同时，也在其他工作内容上反思，并且趁着团队规模还不大的时候，做好修正与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