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受残障影响”概念突显

关键词： 掐死，杀死，自杀，冷漠相待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一般性意见中指出 “禁止一切基于残疾的歧视的义务涵盖残疾人及相关人员，如残疾儿童的父母。”^[1]提示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残障群体受到歧视，残障人群的亲属同样会因为残障的个人模式，即将残障人的遭遇归咎于伤残本身的悲剧与缺陷和责任归属，而遭遇连带歧视，对其生活产生负面影响。2020年“受残障影响”这一概念的突显，是以多起“自杀”和“杀死”的事件呈现。1月2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刑事判决书显示，黑龙江一孤独症少年常殴打父母，母亲因难以忍受，用安眠药杀死孩子后自杀未果，在众人的求情中，获刑三年。无独有偶，3月13日，内蒙古一位母亲因丈夫常年不在家，只身照顾孤独症孩子，还因学费昂贵，孩子无学可上，最终选择掐死孩子后报警。在社会长照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的今天，残障人的照护责任通常被归于父母，特别是在性别定见中本就应该“主内”的母亲。除了家长得不到支持的家庭照料，医疗看护，康复陪同，他们还会因残障人参与并融入社会时的各种歧视与拒绝，而陷入无助与绝望。翻遍过往的《残障十大权利事件》，几乎每年都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发生。最早关于母亲杀死残障孩子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可以追溯到2011年广州母亲溺杀双胞胎脑性麻痹孩子的事件。^[2]

（图片来源：南方日报）

大众也一惯从理解其不易的角度呼吁“情有可原”，但这种原谅的背后，媒介中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讨论一个关键的问题，即残障作为一种“负担”、“悲剧”的传统认知是被加深了，还是“残障的处境是一种社会建构”被揭示出来。而在2020年，因为疫情这一特殊情况，一起“受残障影响者”的自杀事件，让大众看到了残障人母亲之外的人物形象。疫情期间的停课不停学，造就了“网课”学习这一现象，也造就了有如躲在案板下上网课的儿童走红网络的可能。

（图片来源：中国网，摄影：杨威）

但当网课与残障家庭相遇，“河南贫困户女儿因无法上网课吞药自杀”的新闻再次引发人们的慨叹与捐助热情。然而在冰山之下，这一事件不是“因残致贫”，或者“数字鸿沟”等概念就能客观概括性解释。手机也许只是一根导火索，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小姑娘选择以自杀来应对，却是在向社会发出警讯：应该关注的不仅是受残障影响人群面对着的残障连带歧视与困境的错综复杂，还有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这种缺失，呈现出来的家庭的无助与死亡悲剧，会因错误归因进一步加深“残障是一种负担”的刻板印象。必须指明的是，在社会模式^[3]的视角下，对家庭的社会支持，绝非是简单的福利与救济，而是要综合考虑家庭与社会障碍互动中方方面面的负面影响。

（图片来源：“邓州发布”微信公众号）

这种复杂与缺失，在2020年，又在一位老人的身上，以一种颇为讽刺的方式显现出来。精神障碍儿子猝死，亲戚冷漠相待，上海88岁老人立下遗嘱，将300万房产送给楼下水果摊摊主。在网友大呼无法理解之时，就其内情八卦与讨论，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不能言尽于此，还需追问：受残障影响的家庭中每个成员的生活保障和社会支持体系应怎样建设，从儿童到成年人，再到老年人，“受残障影响”的他们的尊严与体面，又如何能够从纸面宣誓到具体落实？可能有了这样的思考与行动，诸如“为骗保将38岁智障儿子推下海溺亡”这样的情况也许会避免，而诸如此类的悲剧也不会再是被用一句“倒霉的残障”、“命运的捉弄”的悲悯之类的观点在媒体中被盖棺定论、一带而过！

2020年，受残障影响的人群显现得很多样，受到的影响却仍逃不开悲剧与负面。但影响本无好坏，错误不在残障，问题更不是来自残障人。当伤痛过去，一切再度向前，2020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当有一天，翻开书本，幸福的家庭不再只是“英俊而强壮的父亲，温柔而美丽的母亲，和健康而优秀的孩子”这样单一的“幸福”印象，而是千姿百态的样子。为此，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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