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介绍，《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一书，又称《精神病人的世界》，是作者高铭耗费4年时间，深入医院精神科、公安部等诸多神秘机构，和数百名“非常态人类”直接接触，最终产生的“国内第一本精神病人访谈手记”。该书2009年发布在天涯论坛上，点击量已逾643万。此书还曾得知名演员高圆圆推荐，登上人民网2013年11月热书榜。其畅销程度，可见一斑。

热爱奇闻逸事的朋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把石头当作高级生命研究的教师、谈起“绝对四维生物”令量子物理教授瞠目的少年、闭上眼睛就能体验“时间尽头”的老人家、相信人类正被细菌奴役的洗手男、能看到“每天的颜色”并预卜吉凶的女子、自称是从另一个星球通过数据传输来到地球的“旅行者”……凡此种种貌似荒诞不经的理论，都有主人公们逻辑缜密、体系完备、几乎无懈可击的解释，读来绝对提神醒脑、耳聪目明。流行语曰：“精神病人思维广，智障儿童欢乐多”，不知是否渊源于此书的流行？

但，放下粗鄙的猎奇心和偷窥他人精神世界的欲念，我又为书里的主人公们感到悲哀。哀其不幸。无论我们以崇敬的姿态誉其“天才”，还是以恐惧的姿态斥其“疯子”，都不应忽视一个事实：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并未作出危害自己或别人安全的事情。除少数几位走向了不幸的结局之外，其他人仅仅因为思想上的另类（例如相信一部分人将来会选择野外生活），或举止上的怪异（例如频繁洗手、闭关在家等），被打上“精神病”的烙印，囚禁在精神病院的围墙之中，没了自由，也没了做人的尊严和体面。足见我们这个社会严重缺乏对自由思想之宽容。

中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正统天主教血腥镇压异教徒的黑暗时期。为捍卫天主教作为唯一真理之权威，大量不同信仰的异教徒被宗教裁判庭斩首、绞死、烧死或溺死。其后，宣扬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加尔文，在彼时的日内瓦城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将正统天主教势力驱逐出城。加尔文治下的日内瓦，就如正统天主教治下的中世纪，多年笼罩在禁止多元思想的阴霾中。他认为自己阐释的宗教原理是正确且唯一的，与他思想不同的人纷纷被惩罚、监禁、流放、处决。

当时被公认最博学的神学家卡斯特利奥，请求出版自己翻译的《圣经》，热衷于统一思想的加尔文自然拒绝批准。他不允许有不同版本的《圣经》。卡斯特利奥在行政院为自己辩护，反被加尔文赶出了日内瓦。流离颠沛中，齿冷于屠杀异端的血流成河，卡斯特利奥著述道：“追求真理，并说出其信仰的真理，永远不应视之为罪行。绝不应强使别人接受某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1551年，摘自茨威格著《异端的权利》）

尔后四百多年过去了，经过几番轮回、几番炼狱式的洗礼，尊重思想自由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另类之思想，通常不再至于给人招来杀身之祸、牢狱之灾。但，二十世纪以降，精神医学兴起，以其不断精细化、不断拓展的诊断标准，试图在人类思想领域划清“正常”与“病态”之边界。倘无尊重多元思想之政治、法律制度保障，精神病院很容易异化为一个宰制公民思想、清除另类信念的新式“思想裁判庭”。诚如《天才》一书所示，一些人仅仅因为思想奇特，而旁人无法理解、无法认同，便被判为精神病人，送入病房隔离起来。那位自称去过“时间尽头”的老人家，被迫在完全与世隔绝的单独病房里度过了十几个春秋，原因竟然是他的思想吸引了一些信众，而医生无法拆解他的逻辑，拒绝与他沟通。

令人略感慰藉的是，中国政府2012年通过的《精神卫生法》已将精神病非自愿住院治疗的门槛提高。若非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危险，一个中国公民即使被诊断有精神障碍，也不必被迫住院治疗精神病。只是，我忍不住思考，为何我们社会如此恐惧思想独特的人？倘若出生在一个更宽容的国度，那些故事中的男男女女是不是可以避免成为精神病院的“阶下囚”，而成为公共论坛的座上宾，自由表达所思所想，带领人类不断突破思想的极限？

除了古老的四大发明，中国已经很久没产生对人类文明有价值的原创性发明了。中国似乎也很久没出现过具有真正原创思想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了。这与加尔文治下的日内瓦相似。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论述道：“加尔文强加给日内瓦的这种不宽容，其代价是失却了一切神圣的活力——唯有保持着无限无碍的自由，这样的活力才能够兴旺茁壮。虽则日内瓦造就了无数虔诚的公民，杰出的学者，认真的神学家，他们使得这城市彪炳千古；然而，甚至在加尔文之后两百年，罗讷河畔的这座城市，依然出不来世界闻名的画家、音乐家、艺术家。为平庸牺牲了卓越，为彻底驯顺的屈从牺牲了创造性的自由。”

也许，中国社会严重缺乏创造力，与严重缺乏对另类思想之宽容，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将来，我们不妨自嘲说，其实中国也不乏原创思想家，只是他们被关进了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