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优生运动始于19世纪末，应用优生学在各州也较为发达。1907年3月9日，印第安纳州率先制定了绝育法，对惯犯、强奸犯、白痴、弱智（confirmed criminals’, ‘idiots’, ‘imbeciles’, and ‘rapists’上述词语为绝育法英文描述的直译，并无歧视色彩）等推行强制性绝育。1907年-1908年间印第安纳州共实施125次绝育手术，1909年印第安纳州绝育法因时任州长马歇尔的反对而暂停实施。之后内华达、华盛顿、爱荷华、康乃狄格、加利福尼亚、纽约等州相继制定了绝育法。不过，真正实施绝育法的仅有印第安纳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其他各州因恐怕绝育法与美国宪法相抵触而未予实施。

美国两例绝育案例

美国第一例绝育案例——“巴克诉贝尔案”（Buck VS Bell）。

1924年，美国弗吉尼亚州通过一个法案，允许对心智障碍人士强制实施绝育手术，以确保优生优育。同年10月，该州“癫痫和智障人收容所”所长普莱蒂就入禀当地法院，要求依据该法案，对该所一名叫嘉利·巴克的智障女性实施绝育手术。普莱蒂声称，当时巴克已经18岁，智力水平却只相当于9岁的小孩；她母亲也是智障，并有过卖淫等“不良行为”，还生下了包括她在内的3个小孩，成为了社会的负累。因此，他要求州政府批准，对巴克实施强制绝育。巴克的监护人则认为此举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Fourteenth Amendment）中“平等对待”的原则，弗吉尼亚州肯定不只巴克一个智障居民，那为什么州政府只来管巴克，而不去绝育其他智障者呢？州高等法院判决普莱蒂胜诉，巴克的律师随即向最高法院提请上诉。其间，普莱蒂病逝，约翰·贝尔则接替他作为原告方，故此案被称为“巴克诉贝尔案”（Buck VS Bell）。贝尔医生表示，巴克除了智力有问题，道德上也有缺陷：她未婚生育了一个女儿，说明如果允许她保持生育能力，对社会可能会引来更大的负累。当时的联邦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8：1的压倒性优势，决定维持州高等法院的判决，即允许给巴克小姐强制进行绝育手术。对此，大法官奥利弗·霍姆勒斯阁下认为，由于巴克是弱智者，她的后代可能不适合在社会上生存，因此可以在不对巴克造成身体危害的情况下对她实行绝育手术，以维护她本人和社会的福利。与其将来因堕落的后代的犯罪活动对其施行惩罚，不如现在就避免那些不适合在社会上生存的人繁殖后代。霍姆斯大法官说出了那句，在一切追求人类幸福与平等的人士看来，绝对臭名昭著的话——“三代弱智，已经足够!”（Three generations of imbeciles are enough）之后，俄勒冈、俄克拉马州等诸多州均通过了类似的法律。随后，巴克小姐被迫接受了输卵管切除手术。但其之前生下的女儿(后来调查发现，这是其被性侵后的产物)却一切“正常”，在中学里成绩名列前茅。很显然，贝尔医生的“剔除低劣基因”的前提，根本就是臆测的。

此案之后，美国许多州纷纷跟进，对本州认定的“低劣基因”人群进行强制绝育。甚至德国纳粹也援引本案判决，为其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政策寻找依据。德国对美国的实践亦步亦趋，美国人一度因此而自豪不已。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立即效仿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法，制定了《遗传病子孙防止法》，采取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智力低下者、低能者而不限于弱智者采取绝育断种措施的做法。德国据此实施了大量的绝育手术，甚至杀害了很多的精神障碍者。德国还将犹太人、吉普赛人视为劣等民族，实施种族灭绝的暴行。

由此看来，按照优生优育的逻辑，有着高科技的外星人来到地球，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地球人这种劣等民族消灭。

美国第二例绝育案件——“斯金纳诉俄克拉荷马州案”(Skinner v.Oklahoma)。

杰克•斯金纳住在俄克拉荷马州，曾经两次因为盗窃、一次因为抢劫而坐牢。而按照该州1935年通过的法律规定，他这种惯犯必须接受强制性的绝育手术(输精管结扎)，理由也是防止这种“低劣基因”继续繁衍后代。斯金纳当然不愿意白挨一刀，便向州法院提起了诉讼，但被驳回；他又于1942年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并被受理。联邦最高法院又是以8：1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裁决，但这次却是站在了斯金纳一边。道格拉斯大法官代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撰写了判决书。他着重指出：“俄克拉何马州的法律不平等，一个三次偷鸡摸狗的窃贼要被绝育，一个三次侵占公款的人却不会。”该案裁定对某些罪犯实施绝育违反了平等保护，并强调了婚姻和生儿育女的重要性。

美国政府推行的绝育运动从1907年开始，一直到1963年才告终止，有33个州立法推行优生运动，有6万多美国人被强制绝育。其中，以加利福尼亚州为最。而现在，美国的优生运动已不复存在，对优生措施也保持着较高的警惕。

中国优生法制与残障人权关系

在中国，对于优生法制的立法动因，前卫生部长陈敏章曾指出：“大量遗传性、先天性残障儿出生，势必给千百万家庭造成不幸，也给国家带来更加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这一认识应该说是大多数人的普遍观念。优生法制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人有优劣之分，残障人低人一等，残障人是社会包袱，是需要照顾的对象，生育残障人是一种不幸。如此，就不应该生育残障人。如果能够避免生育，就尽量避免。要避免生育，就需要禁止结婚或者实施绝育。这就是其间的逻辑。正是这种观念支配了优生法制的设计，优生法制反过来又巩固了这种残障观。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应当摒弃的残障观。

残障人是客观存在甚至不可避免的，残障人的社会价值亦不容忽视。残障人的视角和能力往往是独特的，他们同样能创造骄人的业绩。研究显示，残障人在工作中的表现至少是与非残障人一样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于2006年12月13日经联合国大会通过，于2008年5月3日正式生效。《残障人权利公约》旨在促进、保护和确保所有残障人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促进对残障人固有尊严的尊重。中国于2007年3月30日签署、2008年6月26日批准了该公约。尊重残障人的人格尊严，保障残障人的生存权、平等权等基本权利已成为国家的义务。

我们应当摒弃传统的残障观——“残障人=需要照顾的弱者、不幸的人”，树立新的残障观——“残障人=多样性、个性化的人”。现行的所谓母婴保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追求健康的儿童，尽早地发现疾病、尽早地治疗，防止残障儿童的出生。男女双方如果明知生育残障儿童的可能性较大，仍然愿意结婚生育，国家就不应予以干涉。因残障而要求终止妊娠，或者为避免生育残障儿而禁止近亲结婚，这些措施不仅是对男女双方的自我选择权、婚姻自由、生育权的侵犯，也是旧残障观的凸显，是对残障人的一种歧视。

无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还很难改革优生法制，甚至都很难展开全面的检讨。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营造宽容和负责的社会氛围，特别是借由落实《残障人权利公约》之际，宣传、普及正确的残障观，为优生法制的变革奠定理性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