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残障人没有媒体上报道的那样悲催，本人来说，除了双拐，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媒体报道应该侧重于残障群体可以做什么，而不是我们只能等着被帮助。

我经常会上网搜索一些残障大学生、残障成功人士、残障企业家、残障公务员、残障人工作等等信息，怎么说呢？大学的时候，全校就我一个人是拄着双拐的，是校园里面一道“靓丽风景线”。生活中，只是网络上认识一些残障朋友，现实里见过的却很少。工作后，满满办公室都是些“西装革履、相貌堂堂”的职业人士，根本就见不着残障人，有我这么一号，成天也跟个奇葩一样。

这些年，对朋友，我永远是没心没肺的女汉子；对老师，我永远是自立自强的好学生；对同事，我永远是雷厉风行的执行者。一切看似美好，但总有很多人很多事在不断提醒我，我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是残障人。可我在现实生活里，又很少能找到残障朋友进行沟通。从小到大，我家庭条件不好，身体条件不佳，街道和社会上对我会有很多的照顾、帮扶，也经常与媒体打交道。我除了拄双拐跑路慢点，那也是上蹿下跳、左右互搏，双拐抡起，天下无敌，生活完全能够自理。

当我遇上媒体，大部分时候，我根本控制不住。媒体总是喜欢采用苦情戏，博取大家的同情，来制造一些噱头。比如，乘坐公交车出行对我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媒体偏偏要报道一个拄拐者上下车的艰难。青岛的地形基本上都是坡，但是来到青岛6年了，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地形，可媒体偏偏要我讲述爬坡的艰辛。我家庭条件是艰辛一点，能提供的生活费相对土豪略低些，但是我做了很多兼职，平常去食堂的话，基本还是想吃啥就吃啥，可媒体偏偏要让我挑最便宜的饭，然后自己拄着拐，特别不容易的拄着拐，走到座位上。我的性格比较像男孩子，平常不大喜欢买衣服，媒体非要在这点做文章，XX一件衣服穿了多长时间，上面补丁里三层外三层。我跟其他女生一样，也很爱美，爱自拍，但是媒体非常喜欢拍出来惨兮兮，不美观的照片来吸引别人同情。

我还特别反感说什么因为社会好心人的救助，XX感动的眼泪哗哗的，家属跪下来磕个头啥的。还有节假日的时候，过来送个油啊、米啊，就拍个大特写，最过分的一次，妈妈的贫血被描述成因劳累过度，突然昏倒在地，查出来是癌症……

但很多时候，面对媒体，我也没办法反抗。街道有需要，学校有需要，爱心人士有需要，我不能拒绝很多人的好意，只能将也许是过度的自尊掩藏。

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业形势很不好，同学们都有些着急。当然，作为残障人，我也很着急，很担心自己会不会找不到工作。从自己的网络调查来说，从整个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残障大学生的就业形势非常不好。当时看过的报道，大体上都是关于投了多少简历，然后被拒绝，最后是好心企业伸出橄榄枝这个套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北大英语博士郭晖（坐轮椅）投上百份简历，但都因为残障受拒的报道。这个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也是读英语专业的，突然觉得即便是努力了，读到了博士，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的身体状态永远没有办法被社会接受。所以放弃了继续读研，只想能找个收留我的地方工作。如果有人现在问我，残障大学生找工作难不难？我会说，确实难，但是如果你有能力，努力去证明自己，不难。

当时，因为外界的舆论报道都是关于残障大学生就业困难的，解决的方法也都是靠爱心企业伸出援助之手，很少看到对残障大学生能力的肯定的，或者是残障人如何提高自身职业素养的信息。所以，我在开始找工作之前，已经认为自己找到工作的机会非常渺茫。于是萌发了与媒体合作，全程记录自己找工作的过程，通过自己的经历，呼吁社会对于残障群体就业的关注度的想法。

基于以往经验，我跟媒体提前讲好，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合作，不是弄一些所谓的噱头，然后不了了之。

岂料合作刚开始，我就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单位，但是本着负责和帮助更多的残障朋友的态度，我推了那家企业，重新开始找工作。首先，媒体这边一直跟我强调投简历的数量，让我大批量的投简历，通过数据对比来营造出残障大学生找工作的不容易。于是，我就海量的投简历，甚至有时候专业不符的也投上了，最后报道的时候标题很吸引人：残障大学生，英语专业八级，上千份简历无人录用。再次，首次报道之后，正好那天周一，可能看到报纸的人数比较少，没有几家企业联系。媒体没有跟我商量，直接来了个后续报道：残障大学生求职，5家企业抛绣球。最后，报道后几天，几家企业比较感兴趣，约我面试。记者全程跟着，有一家很注重隐私的老板当场就翻脸了。因为联系的企业很少，说实话，我很失望，报道中却说我沉默了长达5分钟，随后情绪稍显激动，表示感激之类的，实在很荒唐。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让我再选择一次，在找工作上会不会再次跟媒体合作，我会说不。

工作了之后，很多想法都改变了，我觉得在社会上，能力和经验最重要。第一份工作中，我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充实自己，提高含金量。两年之后，我选择了辞职，寻找更好的平台，一个星期内我就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现在的我，也不会盲目的相信网络媒体上的报道，而是选择性的阅读。媒体对于残障群体的定位永远是弱势群体，因此，企业永远害怕背上这个负担。

我想说，残障人没有媒体上报道的那样悲催，本人来说，除了双拐，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媒体报道应该侧重于残障群体可以做什么，而不是我们只能等着被帮助。

盲人大学教授、残障翻译家、速录师、摄影师、画家、老师，摘掉残障的帽子，这些案例比比皆是。他们与非残障人，没有什么不同，都有自己的方法，只不过是突破了人们常认为“残障人不能”的局限。这样的故事，曾在我灰心沮丧之时，鼓舞着我，给我奋斗的力量。

希望，未来媒体关于残障群体的报道方式能够改变下，从而给更多残障朋友以方向，也让非残障的人能够更了解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