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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社工发展了十多年，现在广州有五十多个机构，200多个街道，都是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在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里，有一定的全职的社工人员，为各种各样的人群服务。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人群是残障人群，比如说社工跟工疗站合作，组织聚会。工疗站有固定的日程安排，但社工有自己灵活的项目，来对应残障人士特别的需求。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他已经成为全职社工了。他来问我一件事：他说，在他的服务对象里面，有一个病人是高位截瘫的，是在运动当中损伤了脊椎骨，只有头可以动。他的经济条件非常好，他每个月有国家固定的津贴。他在工疗站和我这个已毕业的学生接触非常久了，产生了信任。

有一次呢，这个同学给他放了一个美国的电影，叫《亲密治疗》。大概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在伯克利大学，就开始培训性治疗师，这些性治疗师是专门为残障人士服务的。通过这样的服务，让残障人士建立信心，对亲密关系，有一个学习和认知。在这个里面，展现出了性治疗师，怎么样通过一系列课程，让一个高位截瘫的服务对象找到非常理想的伴侣，而且还生了孩子。

看了这部电影以后，这位服务对象，心里面觉得特别的向往。可是，他觉得，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性治疗师也不是特别现实，但他特别想尝试那种亲密关系，因为他还非常年轻，在受伤之前没恋爱过，也没有过性经验。他对社工说："你可不可以想办法帮我找到性工作者？"

其实，在广州非常容易找到这样的人，但这时候社工就面临了一个伦理问题：他是否应该帮他呢，或者让他自己找（性工作者）但显然他自己没办法叫，因为他连打电话都不能打。如果让他的护工叫，或者是他的家长叫，家长和护工肯定是没有到那样一个理解水平。所以，这个社工就来找到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

作为他的督导和老师，我觉得非常为难。我在课堂上面，经常向同学们宣讲：

日本已经有了性义工。日本有一批家庭主妇，从九十年代开始，组成了一个义工队，专门为残障人士提供性爱服务；在荷兰已经有36个城市，国家有社会福利，每个月残障人士可以享受3次性服务，这个性服务是由市政府买单的；在丹麦，同样有性治疗师的服务；在瑞士有很多NGO组织，自己出钱，筹措经费，为残障人士提供性爱服务；在（中国）香港，性工作者可以在自己的广告当中打上：我可以为残障人士服务......

是我经常在课堂上面，向同学们宣讲：残障人士应该具有的性权利以及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地区），社会福利比较健全的国家（地区），他们为残障朋友提供的服务。落到了中国，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可不可以向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机构声明说：其实性权利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残障人士，也有这样的权利。不管是联合国，还是世界卫生组织，各种条约当中，都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不可以拿这个来做为我们的武器，用来增进我们的服务。在我们的服务项目里面，可以有一项指标：如果残疾朋友提出了这样的需求，我们社工应该有渠道，完成他们的心愿。很可惜，不可能有的。不要说我们的国情，就是我们的专业发展里面，可能我们的指标系统里面就没有这一项。

在指标系统里面，我们看得最多的还是生存权：服务对象的工作权利是不是得到了保障？住房权利是不是得到了保障？我们肯定没有办法，向政府去争取这部分资源的。我们可不可以争取社会资源，或者家长的同意呢？我就去走访了广州二十多家机构，有的是全部由政府出钱的福利组织，有的是半政府出钱，半NGO性质的这样的一些机构。

我问他们说："在服务当中，他们遇到了哪些因为残障人士出现了性需求，他们必须去应对的问题？"他们提出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特别明显的，当残障人士的性需求扰乱了他们的工作秩序，已经影响了他们的评估，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地去对待。

在一家福利院，有各种各样的残障人士。曾经有一次，领导来考察时，有人在公众场所自慰。平常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就装作看不见就可以了。但是，领导来了，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必须想办法应对

有些智障人士，向工作人员，表达他的感情的时候，所用的方法，让工作人员不太清楚，是不是符合社会规范。比如：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看上去非常健壮，社工是个二十岁出头，非常娇小的女孩子。有一次社工帮助了这位小伙子，小伙子特别想表示感谢。他就面对面抱着她（社工），抱了很久很久。一开始社工觉得很开心，她觉得服务对象，愿意敞开地向她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是对自己工作的一个肯定。但是，接下来，她就觉得不安了，那个时间有点长。再接下来，她就很担忧了，怕下一次还出现这种拥抱，而且出现在还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她觉得很尴尬。她觉得有必要向督导说明这个情况。

有一些男社工，他遇到（这种情况）。当他每一次去到那个女孩子身边，那个女孩子就会画很多画。有一次那个女孩画了很多他（社工）看不清楚的东西，他（社工）就问她，到底是什么？那个女孩子说：这个是"大姨妈"。服务对象有点想向社工探讨，这方面的性知识。我们的社工感到很尴尬。这些情况都对他们直接的工作和管理造成了影响。

还有一种情况是，不是直接造成影响，但可能对未来的工作造成影响。社工会在工疗站举行各种各样的小组。

在小组活动当中，有一对就出现恋情了，产生恋情之后，就分别向自己的父母，说我可能喜欢TA。父母一听，就很不高兴，就想：社工为什么要搞这样的小组？这不是搞配对嘛!本来我们的孩子好好的，现在在你们那边，就学会这样的东西了。

这样就很不开心，让他们（子女）退出小组。这两个孩子分别退出小组之后，就做出了一个举动------他们俩约好"私奔"了。他们在外面"私奔"了一个多星期，住廉价旅馆，钱用完了以后，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又回来了。

这件事情上，社工认为是家长的问题，因为家长逼他们，所以他们走了。这样看起来，并不是社工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肯定也会对社工造成压力。

种种情况，让社工需要去面对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没有触及到另外一个非常深层的问题。

社工的理念就是人人平等，但是，显然社工在工作中去面对智障人士的时候，在面对性的问题的时候，是很难做到人人平等的。在他们面对智障人士的性表达，或者性需求的时候，我觉得是有这样几个假设的。

大家会认为他们没有性需求，他们不会有性爱，但事实证明，他们是有的。他们也会认为说，他们太脆弱了，他们保护不了自己，实际上，他们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强大，而且爱可能让他们变得更强大。社工也会认为，他们爱的需求应该放在最后一位，应该把工作权和生活权放在第一位。但是有可能，它们是共生的，不应该把它们分开。还有就是，社工总想为智障人士做出选择，像家长一样，过多地对他们进行保护。这种保护，形成了一道墙壁，把他们和我们分离，变成了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