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荏苒，2019年是我拿到残疾人证的第20个年头。1999年冬天我成为了一名残疾人，于是我就多了一个身份视力残疾。往事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

我生病了，一定要治好才能上学吗？

1980年冬天，我降生在一个北国的普通工人家庭。冰雪给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和晶莹剔透的心灵。父母也希望我健康成长，于是我的名字中有一个健康的健字。

我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从会说话到会走路，从上幼儿园到进入小学。我参加了各种兴趣班。是学校美术小组国画班的成员，是年级书法班的小组长，是少年宫舞蹈班的小演员，是少年之家合唱队的小歌手……

万万没想到这样快乐的生活就在我上三年级的那个夏天戛然而止。有一天上课时，我忽然看不清黑板了。回家后，我向父母说了这个事情，他们都觉得，我准是近视了，于是放了暑假，便带着我去配眼镜。

然而，始终意料不到的是，后来，在短短的一个月中，我眼睛的视力从0.7下降到0.1，什么眼镜戴上去都不管用，不仅看不清字，还特别怕光。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家人在医生的建议下，跨越千里，来到北京，在那里，我的眼病被确诊为：眼底黄斑变性。这是一种不可逆的眼病，没有治疗方案，也许可以维持现状也许有一天会失去视力。

一纸诊断通知书如同晴天霹雳击碎了我和家人的心灵。

老师对我说：把眼睛治好了，再回来上学吧！

父母对我说：咱得好好治病，只有把它治好了，你才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

就这样，从那天起，我们全家一起开启了漫长的求医之路。只要听说哪里有相关的专家或神医，父母便会带着我哐当哐当的坐火车大江南北的跑，花了不少钱，也被骗过不少钱，还欠下了一屁股债……

在这漫长的求医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也和父母一样，渴望能把自己的眼病治好，只是有时我也会感到很困惑：难道，眼睛治不好了，我就不能回学校上学了吗？我只是眼睛看不太清而已，和别的同学并没有什么区别呀！

“生病”，让我成了一个“烦人精”

当我的眼睛被确认医治无望后不久，我又回到了普通学校上学，“眼病”给我的校园生活，带来了不少困扰。

同学们对我的“眼病”感到很好奇，淘气的男同学经常伸手在我眼前晃晃，问我：这是几个指头？如果我说错了，同学们就哄堂大笑，如果我不理睬他们，他们就跟着我屁股后面问，你到底能不能看清楚啊？

一次，我在课间时，与同学一起跳皮筋，因为一些小事和同学之间产生了分歧。有个女生便生气地指着我说：小瞎子不和你玩了！

同学们的语言和行为，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视力也在逐渐下降，深入初中时，我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看不清试卷了。

我试图去求助，让老师给我读试题。得到的回复是：给你读题会影响考试纪律，而且学校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求助无果后，每次考试，我就只能借助微弱的视力猜字形，能写多少算多少，看不见的就胡写乱写。

这样的情况显然是把老师气坏了，只要我考试没写完或者乱写老师就让我去办公室罚站，一站就是两节课。

这样的惩罚击碎了一个少女的自尊心，可除了悄悄哭泣，我好像也没有其他反抗方式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组织语言能解释的清楚自己的状况，只能任老师摆布，受尽委屈。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初三的某一天，班主任忽然对我的父母说：让孩子去盲校学习吧。在这里上学万一跟不上怎么办？还会影响学校升学率。

母亲不愿意一次次被老师找去谈话奚落，也不愿意看到我被排斥，被歧视这种滋味不好受，就带着我到盲校考察了，不巧的是，盲校的初中隔年招生，现在没有初三，于是，在盲校老师的鼓励下，我又回到了普通学校继续学业。

那时，因为校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老师同学对待我的态度，我总觉得自己的“眼病”给学校“添麻烦”了，心中充满歉意。

有时，我甚至会想：我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烦人精”！

视障=无能？！我的心里有点苦！

高中毕业那年，，看到同学们都迈入了大学的校门，而我却因为我的“眼病”被拒之门外。伤心无助的日子里，我天天看电视打发时间。

某一天，偶然的，我在中央电视台某档节目中看到后天失明的一位女老师正在用电脑备课，还提到眼睛不好可以上大学，便急忙去寻找相关的资料，几经辗转，我也终于踏进长春大学的特教学院。

大学毕业后，想要探索自己未来更多可能性的我，开始尝试到各个招聘会上去面试，结果却是屡屡碰壁。

有的招聘者会质疑我的生活能力，直接问我：盲人吃饭会吃到鼻子里吗？盲人过马路会不会出车祸？

有的招聘者会委婉地劝我：你们盲人，还是应该去做按摩，这才是最适合你们的工作。

还有的企业不愿意花时间花力气改变工作平台，在他们看来：给一位视障员工进行信息无障碍系统优化是浪费金钱和时间。

每当我因为自己的“眼病”而在职场上遭到拒绝，我都会感到十分苦恼，甚至会有些气愤——眼睛有些不方便，我们就“无能”了吗？眼睛不方便我们就该被拒绝吗？这太不合理。

邂逅CRPD，“不同”应该被尊重

2015年的夏季，在一次特别的训练营中，我“邂逅”了《残疾人权利公约》，从那一刻起，我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

在那次训练营中，导师给我们放了一段视频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视频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几个巨人来到了小人国，小人国里的房屋都很矮小，巨人们进出房屋都要弯腰低头，否则就会撞得头破血流。受伤后，他们去医院看病，医生给他们处理伤口之后说，要解决不被撞头你们需要改变身高。经过专家的讨论后，决定给巨人们定制轮椅，这样大家的个子就变矮了，出入房屋不会撞头了。只是巨人们每天坐着轮椅，感觉非常不舒服。然而，小矮人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只是庆幸，坐上轮椅的巨人们终于能够和他们一样了。

突然有一天，小人国来了一批外星人，有高有矮，他们提出了一个想法：要建造高大的房屋，让大家都能住进去，巨人们不用弯腰低头，也不用坐轮椅了。

看完这个视频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只是通过改变自身的状态去适应周围的环境，总会遇到一些无法跨越的“障碍”，就像在这个视频中，巨人每天被撞得头破血流，就算刻意低下头，一不留神也会被撞到。很明显，巨人们通过强行“改变身高”并不能摆脱这个困扰，但当楼层经过改造后变高了，巨人们就能自由地进出楼房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改变同时满足的小矮人和巨人们的需求。

导师说，这个视频里的故事阐述的是《残疾人权利公约》里的理论基础——社会模式。

我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初中时老师拒绝给视力障碍的我读题的画面，忽然觉得：无法和其他同学一样按时完成考试，不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怪我眼睛可惜了，治不好！也并不是因为我的功课没学好，更不应该懊恼自己为什么偏偏猜不对字形。因为如果老师，能够尊重我的特点，为眼睛不方便的我，安排一间单独的考场，提供读试题的帮助，这样就能让我顺利地完成考试，又不会影响其他同学答题了。

除了这个难忘的视频外，在那次训练营中，我还了解到了《残疾人权利公约》中的一些其他的内容，比如：机会均等、无障碍、合理便利等等。

从这些内容中，我渐渐领悟到：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障别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我们需要平等的，公平的被尊重。我们需要个性化的支持，不应该因为有了这些不同遭受来自社会大众的歧视与偏见。

行动，才有可能带来改变

当我参加完那次训练营后，我开始更有勇气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了，而在我争取权利时CRPD总能给我强大的理论支撑，CRPD里的精神也总能给予我行动的力量。

邂逅CRPD后，再和企业招聘者聊到视障者的就业话题时，我会向他们科普CRPD的知识，当他们质疑视障者的能力，为视障者在职场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难题感到担忧时，我会耐心地尝试和他们共同探讨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并期待他们能给在职场中的视障者们提供一些个性化支持，我想：也许只有更多企业愿意接受视障者去尝试工作了，才有可能在实际接触中，打破刻板印象，看到视障者的能力，也看到视障者的需要。

在邂逅CRPD后，再碰到有人劝我说：视障者都是最适合去按摩的，我会真诚地回答道：世界上没有一种工作是适合所有人的，视障者和普通人一样有选择职业的权利，也渴望有更多元的就业方向。

遇见CRPD后，我不再害怕面对自己遇到的困难，也敢于说出自己的需要了。后来，走着走着，我发现自己的人生也收获了越来越多惊喜。

这其中的一个惊喜便是，2017年我成功的申请到了我的导盲犬宝宝“呆萌”。

导盲犬能带我去我想要去的地方，真是太开心了！独立出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代表了尊严和平等。

然而，当我真正带着“呆萌”外出时，却屡屡碰壁。

带着“呆萌”乘坐出租车时被拒绝了

和“呆萌”一起去参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被拒绝了。

银行，商场，景区，餐厅，宾馆等场所拒绝导盲犬进入的次数也很多。

携带“呆萌”登机时被要求给导盲犬戴上口罩

……

在领养“呆萌”这三年时间里，我们遭到了无数次的拒绝和冷漠，短暂的沮丧失望后我想明白了，不是大家不理解，而是不了解，不是大家不人道，而是不知道。

于是，当再遭遇拒绝的时候，我便会耐心地给对方讲解与导盲犬的知识，与相关人员分享《残疾人权利公约》中，与视障者出行有关的内容。

而我的行动促成了一些改变。当然，我知道，这些改变远远不够，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大众理解也没有那么难了。只要我们勇敢的多走多出门就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去改变大众对残障的看法。愉快的和他们成为朋友，消除刻板印象。

行动未必带来改变，但不行动一定不会有改变发生。

未来，有CRPD和“呆萌”陪伴，我一定能越走越远的。感谢今生遇见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