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像春风拂遍大地，万物向阳，经济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改革开放由经济领域逐步深入社会领域，政府和社会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对实现社会良治、社会善治的重要作用，而朱传一老先生以其放眼世界、西学中用的开放视角，早在上世纪末就提出“发展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就业”的观点，之后更是专门著文阐述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性。本文原发于《爱德简讯》（2014年9月总第104期），也是目前可查的朱老先生最后一篇付梓的文章。在先生辞世之际我们再一次把这篇文章刊发出来，以示悼念。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治理中促进社会组织成长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事业已进入新阶段，社会治理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新的内涵和延伸。

社会治理是一种多元共治，不只是依靠政府的管理行为。多元共治必须构建社会组织，形成民众广泛积极参与的机制，这就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必要和有利条件。

开放，不能仅理解为对国外或经济方面的开放；也应理解为对内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开放。

社会组织的壮大与市场经济以及改善民众需求的关系密不可分。因而，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和人民迫切需求的焦点问题，因时因地因条件的不同开展社会治理以及社会组织的建设。

当前，国内社会矛盾交织，各方面关系复杂紧张，这正是社会变革时期的必然反映。大力清除腐败，和形形色色的腐朽势力斗争，是促使民众觉醒和增强忧患意识的过程。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不可多得的良机；也是对其成长的考验。

改革和治理的深入，必然使社会各种力量的较量复杂多变。由于腐朽力量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并非短期内可以轻易清除；而社会公平正义力量的壮大，也需要在不断磨练中成长。因而，在实现社会治理和创新的过程中促进社会组织的壮大，是一个长期和代代传承的过程。

社会治理非一朝一夕之功。无论新社会组织的成熟或老社会组织的复苏都非短期内能够完成。何况，无论新老社会组织内部也会受到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发生变化甚或不断遭受侵蚀。因而，其发展有可能是走一步、退半步；从局部或某个阶段来看，还可能是走一步、退两步。要习惯于进进退退、曲折行进的过程，这也是对社会组织应变能力和成熟度的考验。

社会组织壮大的基础在基层社区和社团即社群的建设。因而，应充分认识持续动员民众和志愿者、培育骨干力量、深入基层和创新各种形式的组织，以及建立社会企业等方面的重要性。

促进社会进步与创新，除主观努力外，还需借鉴历史经验。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民间经济组织成长的经历是：首先是国家领导人的倡导，继而在远离政治中心、邻近港澳的珠江三角洲发动，然后在经济发达、民间富于创新进取的长江三角洲等地大规模扩展。事实证明，兴办民间组织事业要因时因地制宜，只有促进其在广大城乡地区生根和雨后春笋般的兴起，方能形成不可遏止的力量。

社会组织的兴起和社会企业以各种形式的出现，是世界范围不可阻挡的趋势。过去，中国民营经济和社会组织的萌发，获得国际方面的启示与支持。当前，除发达国家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组织正在兴起，其东亚模式在我国台湾地区、韩国、日本、泰国等地初露端倪。某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重视或可借鉴。

朱传一

2014 年6 月

（作者为爱德基金会董事，《爱德简讯》高级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教授）

朱传一，浙江人，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老年科研中心副主任。是众多公益人士的领路人，对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