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在美国俄勒冈州官方实施的一项电话调查中，健全的被调查者被要求试想他们处于坐轮椅者、视障或听障者的位置上，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表示，如果他们无法逃脱这样的命运，他们宁愿去死，因为残障的人生并不值得过。这一调查结果被当作科学的数据，直接影响了政策的制订：俄勒冈州健康计划草案规定，对改善个体健康状况不太有效的医疗措施将不被纳入医保；这就意味着残障者由于一些不能被医学矫正的障碍，将会被许多医疗服务拒之门外。俄勒冈健康计划由于与之后通过的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Disabilities Act）相冲突，在1993年被修正。

然而，“残障者的人生并不值得活过”，这样的迷思或许从未消失，并且持续不断地在我们日常的伦理抉择中，扮演着“理性”与“正当”的角色。正如曾有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大意）“哪个残疾人不想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的确，在大众的想象中，残障、疾患、病痛，都极大地降低了生活质量，破坏了人之为人的价值，甚至使人不可能继续有尊严地生存。然而大众往往并不会留意社会环境是否给予了残障人必要的协助、合理的支持与充分的接纳，只是是把这样的身体经验，看作纯粹由生理因素决定的、不可更易的恐怖现状。与此相应的是，在公共话语中，残障人要么被描述为悲惨命运的不幸载体、要么被塑造成“身残志坚”的励志典范，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无论如何，“他们”的生命都被想象为既包含在“我们”的世界中、又与“我们”存在本质区别的“例外状态”。

但另一方面，在No Pity: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Forging a New Civil RightsMovement（不要怜悯：残障人士锻造新民权运动）一书中，从残障人视角出发的引言题目，就叫做“You JustDon’t Understand”（你并不理解）。文中谈到，残障不可怜也不是悲剧，是社会的迷思、恐惧和刻板印象制造了残障者的困难；参与运动的残障人为自己的“差异”感到自豪，并要求充分的社会参与。“残障不可怜也不是悲剧”，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与此同时，暂且不论“残障”与“健全”之间界限的模糊性与流动性，仅就自我认同为残障人与自我认同为健全人的群体间关系而言，真正的“理解”又是否可能呢？

在这里，我们编译了Iris Marion Young的学术文章：“AsymmetricalReciprocity: On Moral Respect, Wonder, and Enlarged Thought”中的一段话，与大家交流探讨：

“AnitaSilvers指出，在残障人中，［与某些健全人的想象相反的是］实际的自杀数据反而较低。残障人通常认为他们的生命非常值得活过，并且强烈希望歧视性的障碍被移除，从而可以尽可能好地度过他们的人生。一般来说，健全人根本没能理解残障人的生活和问题。当健全人被要求把他们自己放到一个坐轮椅的人的位置上时，健全人并不会去想象他者的观点；相反，他们把对于自身的恐惧和幻想投射到了这些他者身上。因而通常情况下，善意的健全人设法理解残障人、与残障人沟通，他们表达出的那种施恩俯就的怜悯态度，却严重地触怒了许多残障人。我将在下文讨论的是，通过用心的倾听，健全人可以学着去理解残障人生活和视角的一些重要的方面。但是，这与想象性地占据残障人的立场完全是两回事，而且或许需要明确地了解那样一种［立场］翻转的不可能性。”（原文第344页）

如文中所述，公共话语与刻板印象中关于残障的种种污名化的呈现，其形成机制之一正是社会主流“想象性地占据残障人的立场”，以他们自身有限的经验去“将心比心”，看似易地而处，实则南辕北辙。与此同时，残障者自身的声音鲜少能够发出，亦难以被听见、被听懂。“俄勒冈法案”就建立在这样的迷思基础上，看似“科学”，却粗暴地忽略了残障人主体经验的独特性。

行文至此，或许我们可以重新提出标题中的问题：残障的人生值不值得活过？各位朋友，您的回答是什么呢？

（编者按：原文有删节，全文参阅新浪微博@残障与性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