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尊重与信任，同时国家和社会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保障，让他们可以充分地“享受”这样的生活。

初识MichaelStein 教授是在2010年年底。当时刚从美国大使馆获知我已被富布莱特项目录取，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寻找能接受我的学校。恰逢Stein教授到武大法学院访问并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我特别陌生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会后吃饭，赶紧上前介绍自己，希望他能出面告诉Alford教授，我非常希望能到哈佛访学。语声极轻柔的Stein教授端坐在轮椅上，用我刚能耳闻的声音说，别担心，你可以去哈佛。

其间目睹他自己坐上普通小轿车，也目睹事先订好的酒店没有直达电梯、甚至暗暗地观察到整个活动过程中他吃得极少、喝水也极少，心下揣测大概是上卫生间不方便吧。

其实，到美国次数不少，也能看到到处都存在的对残障人友好的设施，除了在心里暗暗地感叹，何时我们的残障人也可以这样四处活动，起初也没有更深刻的认识。直到到了哈佛，开始上Stein教授的“残障人权利”课程，我才明白了更多。

是的，一个残障人能够成为哈佛的教授，这充分说明了Stein教授的实力，也许，还有哈佛的包容性？

上课的教授坐着轮椅，下面听课的人还有三个坐轮椅的，其中还有一个来自中国。课堂上最让我感叹的是一个肤色偏黑的女孩，长得很漂亮，身材也不错，第一次上课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觉得她发声的方式好像跟一般人不一样，仔细一看，她的旁边还卧着一只导盲犬，原来这是个盲人学生。只是课堂里总是有两个老太太，呆在最后一排，轮流拿着一只口罩样的东西念念有词，这有点让人觉得奇怪。

某天下午上课的时候终于明白了原委：盲人学生来跟中国残障学生讲话，拿“口罩”的女士也跟随而来。原来，这个口罩是跟盲人女孩的助听器相连的，盲人女孩其实是盲聋女孩，随行的女士说，尽管她的助听器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周围环境实在是太嘈杂了，为了保证她能听清课程，她们的任务就是对着这个“口罩”复述老师和课堂上其他人的讲话，以便她能听清。接下来盲聋女孩拿出来的设备更让我这个土老帽大吃一惊：她拿出一个电脑键盘给了她想对话的中国同学，同时把她自己的手放在另一个键盘的底部，中国同学想跟她说的话直接就转换成了她那个键盘上的盲文！当然，后来我知道了，她的那个键盘，叫点显器。

原先总以为，斯蒂芬·霍金之所以有那么先进的设备是因为他是霍金。见到盲聋女孩后，我有点明白了……

第二天听一个身高估计只有1米的残障律师介绍他如何与超级碗公司合作，帮助他们建造对残障人友好的体育设施。再次看到了盲聋女孩，还发现对“口罩”说话的人也换了。昨天没解决的问题浮上了心头，她带着这么多人上课，谁付钱呢？问了Stein教授，教授的表情让我有点惭愧：这是哈佛大学必须给她提供的条件，为她重复的人是专业人士，他们的工资由哈佛大学提供；美国全国既有大学残障学生联合会，也有法学院残障学生联合会，就是负责处理这类问题的，这是大学的义务，也是应当给学生提供的服务。

我彻底傻眼了。回想10多年前，本人代表学校到家乡招生宣传，当地最好的中学老师推荐了一个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学生，不用说，成绩优异，也基本符合体检标准，我给他发了推荐表。后来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到正式招生的时候，负责招生的老师以学生有“残疾”为由，把这个考生退了回去。我也因此以不了解招生政策从此被排除在招录工作之外——可以参加宣传，不可以参与最后的招生。我不知道那个孩子后来去了哪里，但是我知道我或者他都无法跟这种坚固的现实抗衡。

再想想我在哈佛看到的残障学生，有一个学生走路的时候东倒西歪，坐下以后要费很大的劲才能从书包里拿出纸笔，周围的人视若无睹，从来没看到任何人忙不迭地献爱心；有坐轮椅的学生，顶多就是帮他们开门之类的。这要是放在我们国家，那简直是天大的罪过。但事实上，不是大家冷血，而是这就是残障学生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尊重与信任，同时国家和社会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保障，让他们可以充分地“享受”这样的生活。身为残障人，不需要“身残志坚”、“自强不息”，亦不需要成天接受来自各界的关爱与施舍，他们只需要做一个“人”就好了！所谓残障人的权利保障，也就是让整个社会认可、协助他们去获取生之为“人”的权利。而非是以关爱之名，行歧视之实，剥夺了他们的尊严。因为他们需要的，恰恰只是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