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近日媒体上关于视障考生李金生交白卷的文章，回忆、感慨和疑问渐次呈现。高二那年（2003年），我就曾致电中国教育部，申请参加普通高考。至今，我还依然记得电话那边那个不耐烦的声音，伴着靠身体的重量才稳住的耐心答复说：

“我们允许盲人参加普通高考，你需要联系生源所在省的教育部门。”

在电话忙音之后，我错愕良久，试着用稚嫩的逻辑来解读对方给出的答案，是不是省教育厅同意了我就可以考试？我当然联系了省教育部门，他们的世故和耐心似乎都比上级更稚嫩一些，给我的答复是：“我们没有先例。”

然后难以忘记的是自己在Nirvana陪伴下的高三岁月。五年之后，同样的教育部门再次收到了同样幼稚但更加执着的硕士统考申请。这一次，我惊诧于行政部门的稳定性，虽然电话那头换成了更加苍老的声音，但答复的内容竟与数年前如出一辙。这一次的电话忙音成为我海外留学的序曲。

从08年签署并批准《联合国残疾人权力公约》，到12年特批某视障女孩进入某高校学习，到2013年向社会公开并征集意见的《残疾人教育条例送审稿》，再到今年的普通高考盲文试卷，难说这一系列的变化无迹可循。然而这一变化的踪迹却并不容易辨认。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是包括李金生在内的残障人及所有心系平等权利的仁人志士，不屈不挠争取的结果。但是，踪迹的另一半或许是，时至今日主流社会与残障人之间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所带来的势能。换言之，如果不考虑难以获知的北朝鲜的现状，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拥有最高比例自然也是最庞大隔离式残障人教育体系的国度，中国也已经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视障人根本无法进入主流高等教育的国度，积压的各方压力必然会把官僚体制挤开一道缝隙。此处我无意否认今年推动普通高考人士的努力。我想说的是，凡公共事件，无人可置身事外。集权给每个人造成的剥夺和苦难构成了历史的势能。历史的势能加上李金生等积极勇敢的倡导者的努力，才促成了今日的改变。

2014年3月28日，当我得知教育部通过文件的形式确认将为视障人提供所需的盲文试卷、电子试卷等高考试卷形式后，首先是欣喜。视障人终于可以参加普通高考了！这样一个本就属于视障人士的再普通不过的考试机会，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之后得以实现。仅就这一制度突破本身的意义而论，给考试的隔离制度加上最后一根稻草的朋友，当然包括李金生在内，应当得到大家的充分认可和尊重。然而，欣喜过后是遗憾，遗憾公众当中如此多的人对于盲人持有如此多的偏见，如此多的人对于“什么是教育”，“谁有权接受教育”，这样的常识问题缺乏最起码的认识。有些人主张盲人无资格参加普通高考，因为他们能力不足。还有些人说，即使有盲人高考过关，他们也不可能完成高等教育，因此不应该到高考这个平台上来浪费公共资源。这些主张和观点，恰恰反映了这个时代中很多人贫瘠的知识和公民意识。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回应，成为当下最有价值的议题。对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歧视和谬见，需要每个人的参与来改变，或批判或反思。李金生的努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反思和批判的机会。同样作为一个视障人，我想就李参加普通高考、交白卷等相关问题，与大家分享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盲文试卷是否等于合理便利？

“第一位参加普通高考的盲人考生第一场考试就交了白卷”，这一张白卷透过媒体的报道成为多方争议的焦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顾“一加一文化”微信公众号6月7、8日的文章。同样作为一个盲人，我愿意同情的理解李金生所面临的困难。李今年46岁，高中毕业后失明。我们不难想象，李很有可能从未系统地学习过盲文读写，因此难以熟练使用盲文答题。既然如此，为什么摆在李面前的是一份盲文试卷，而非人工读题或者可利用电脑语音的电子试卷？

2008年底，我向英国使馆文化处申请参加雅思考试。文化处的工作人员态度友好，并细致地询问我需要何种形式的试卷。为了确保快速阅读，我要求使用由英文二级点字写成的盲文试卷。为了确保我能顺利完成考试，英国使馆文化处还寄来了盲文版模拟试卷，供我练习之用。2009年初，我在英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顺利完成考试。

同样是2008年下半年，我向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申请参加GRE考试。对方以类似的方式询问了我的需求。也是在2009年初，我又顺利完成了GRE考试。

我不认识李金生，只是通过媒体报道才知他本来申请的是电子试卷。没有准确记录李金生的要求，当然是教育部门的失职。从更深一层的制度来看，教育部门不仅有责任被动记录考生的要求，更有责任主动询问考生的需求。前述我个人的经历，以及世界范围内广泛通行的雅思和GRE考试程序，都为这种责任提供了事实证据。如果参考我国已经签署并批准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力公约》以及《联合国残疾人权力公约》的相关规定，尊重个人自主以及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是我国政府认可的基本法律原则。如果进一步参考合理便利的原则，为一个不擅长盲文的盲人考生提供盲文试卷，并且无法证明盲文试卷是唯一可用的考试形式，那么这种看似人性化的调整，根本不是一种合理便利。

感恩还是本末倒置？

在一个残障人举步维艰的社会中，我们需要勇气，但也需要理性，毕竟鲁莽可能造成更大的障碍。行动和结果之间从来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条连接两点的直线。

记得今年四月初，某视障考生委托其父手持感谢信和锦旗到国家部前感谢教育部发文背书视障人在普通高考中的特殊试卷形式。同时，由102名视障人士联署的感谢信也被送达教育部。对于这样的感恩行为，我们可以有多种解读。此处我想强调的是，无论那位视障学生、其家长以及所谓的公益人士怀抱真实的感恩抑或精心设计的倡导策略，又或者多重目的兼而有之，这种做法都难逃本末倒置的质疑。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为残障人提供普通高考中的合理便利是教育及相关部门的责任所在。并且，这种责任的兑现已经推迟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他们何故为此感谢有关部门。更重要的是，这种感谢传递出错位的权力关系，他们将自己置于被关照、被施舍考试机会的下位。既然是关照，那怎样关照就成为上位者的权力。李金生曾经在访问中说，他本来要求的是电子试卷，并非盲文试卷，是教育部门的疏忽才导致了白卷的产生。然而，在疏忽的背后，相关人士不恰当的倡导策略是否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封感谢信和一面锦旗，或许在公元2014年确保了第一份普通高考盲文试卷的出现。但这样的行为，经过媒体的记录、解读和传播，见证并坚固了公职部门的优越感和本就难以动摇的歧视。

在此次考试中，李金生交了白卷，这当然是他的个人权利。但通过一系列的曝光和宣传，李已经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他的考试已经成为一个公共事件。这一点他自己也必然清楚。否则，他不会接受佩戴大红花进入考场。那么，一位公众人物可以怎样做，应当怎样做呢？交白卷当然是一种选择，但不是最好的选择。最负面的影响并非这几张白卷让整个社会有机会感叹视障群体的无知无能。就此，我们毕竟还可以回应说，权利和能力是两码事，无论能力如何，权利都不应当被剥夺。这样的回应合情合理，掷地有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李金生的做法，其却有不当之处。李金生在考后的访问中提到，他只阅读了语文试卷的考生须知和第一题的第一句话。在网络上的各路评论中，有网友建议他下次先写作文。在不失幽默的同时，这也许是我看到的最理性的建议之一。李金生为什么花去多数的时间阅读考生须知呢？难道他竟不知道参加考试是要答题的？如果读题速度慢，为什么不先写作文？李考前有没有真正认真的想过应当怎样表现出最好的自己，取得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成绩？在他身边的支持者当中，有人认真帮助他做过有关考试本身的准备吗？

通过几张白卷，我们只能接近否定的答案。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李仅仅写了一篇作文，但这已经是他当下能力的最好体现。在那种情况下，公众中的多数或许依然会嘲笑整个视障群体的无知和无能，但视障朋友会更多的理解他，支持他，毕竟他严肃地对待这场考试，已经付出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我从未怀疑李金生是真正的勇士，也相信他有着一颗热忱的公益之心。我还相信，如果他能够穿越回到考前的时光，李会利用自己的后见之明重新审视这趟冒险必然加在他身上的责任。他不会让自己如此漫不经心，因为他在为视障人争取权利，因为他代表，他象征。他会因此诚惶诚恐，殚精竭虑。没有人会苛求他金榜高中，因为严肃本身就是一种风采。

其他的视障生在哪里？

对于视障人能力的质疑被几张白卷裹挟着扑面而来。那么，这些质疑究竟有无根据呢？在我看来，这些质疑虽然集中反映了社会对于视障人的偏见和歧视，但也不无道理。细想一下，我们发现年轻视障人在这场事件中身影难觅。多数视障高中应届毕业生在如北京盲校、上海盲校、青岛盲校这样的盲人高中读书，他们怎样想，为什么放弃普通高考这个更大的舞台呢。

其中的计较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这些同学对于自身的实力缺乏信心，与非视障同龄人相比，他们自知很难考取二本及以上的学校。权衡之下，还不如留在单考单招的体系内，走一条既定的升学之路。其二，很多同学顾虑即使自己考上了普通高校，但就业市场尚未向视障学生开放。到时候做不成推拿，就连自己最后的饭碗也丢掉了。如果这样看，我们当然能同情地理解大家为什么选择只是远远的站在李金生的背后摇旗呐喊了。

然而，各种计算之下可能还有更多关于中国残障人教育体制的难言之隐。(详情请参考本期杂志法制栏目文章)

小结

公元2014年，李金生和其他两位视障朋友参加普通高考。无论他们最终成绩如何，这一年一定是高考制度改革甚至残障人教育体系转变过程中值得纪念的一年。这其中，要庆祝的是制度有所改变；要骄傲的是越来越多的残障人体现公共理性；遗憾的是李金生交了白卷；要商榷的是，谁有权代表谁；要反思的是，在公权力被滥用的今天，我们是否要通过滥用私权利来对抗。无论视障群体内部对此有多少种不同见解，这场考试已经成为标志性事件，也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和必须直面的历史。

考试是手段不是目的？是的，改变考试制度是目的，也是手段。如果我们将焦点从白卷移到隔离的教育制度和不高的教育质量，一定会有人反思普通高考制度所代表的形式平等与任何一个社会都孜孜以求的实质平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您愿意重新翻开去年公布的《残疾人教育条例送审稿》，一定不难看到在过渡期，在从隔离向共融转型的过程中，在消除歧视的路上，我们还有多少偏见谬见需要反思，何止是这份错漏百出的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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