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残障人，我觉得这跟我有关，我觉得被冒犯了。情绪在学术和社会运动中都应是有位置的。

最近关于“婴儿安全岛”（俗称“弃婴岛”）的争议沸沸扬扬。媒体和大众言论大多集中在对家庭的道德谴责和对社会责任边界的讨论上，但鲜有从残障或从生育（和照料）的权利和责任出发。政府面对不堪重负的“弃婴岛”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屡次强调“从源头减少出生缺陷率”。我们应当如何从残障和生育/照料的角度看待这一说法呢？

安全岛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让无能为力的家庭能相对顺畅地把养育责任转移给国家——养育儿童本来就不仅是家庭的责任，还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虽说安全岛的做法和后来民政机关的声明中还是有不少对家庭乃至对残障者的污名化，但与以前弃婴“随遇而安”相比，安全岛的尝试整体而言不失为进步。

不过，在福利院叫停安全岛尝试的声明中，“从源头减少出生缺陷率”这一说法包含明显的残障歧视。谁说有“缺陷”的人生不值一过？“缺陷”是否成为人生的障碍，取决于社会对个体的支持程度而非个体本身。我国的优生政策既不希望残障儿出生，又允许残障儿童父母可以再生一个，说明政策在乎的不是家庭照顾负担（否则为何明知家庭照顾残障儿童负担大，还允许再生一个，而非把资源都集中在残障儿童上？），而是消灭或弥补残障这个“错误” 。残障者在优生政策中，只是次等的人(lesser human)，甚至不应该存在的人。

应该承认，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养育残障儿童，对家庭而言意味着更多的付出甚至痛苦。家庭——尤其是作为生育和照料者的女性——对此过程有所准备甚至选择很合理。但婚产检提供的大多是几率，从几率变成要或不要胎儿的决定然后变成儿童成长的状况，包含了检测技术以外的太多因素（如家庭的能力、医疗水平、福利资源、社会对残障者的态度，乃至婚产检医师在咨询过程中是赋能还是制造恐惧）。婚产检技术无法决定几率是否成为应被取消的缺陷，也不应决定。 “从源头减少出生缺陷率”只是对技术霸权的可笑幻想。

另外，声明中强调“家庭是儿童成长的最佳环境”，总是如此吗？我在研究残障的家庭照料时发现，当残障因社会观念和照料需求成为负担，家庭没有其他支持时，照料和被照料双方在身体、情感、经济等方面互相折磨厌弃的情况，并不鲜见。只是家庭里的养育过程，社会“看不见”，也就免去了道德和物质责任。在这里，公私边界就和能见度(visibility)、责任和资源分配紧密相连。弃婴天天有，我们只是选择视而不见。安全岛改善了弃婴的处境，但规定婴儿必须半夜送来。这不仅是对家庭的道德谴责，而且是政府通过拒绝“看见”，从而拒绝系统地承认和承担对儿童的照料责任。仿佛是在说：

“咦，这儿怎么有个孩子？谁送来的？我看不见，我不批准，送来是不对的！不过既然孩子已经来了，就可怜可怜它，收留它吧。”

政府从负担责任变成施舍，就从“看不见”开始。（声明：这里所指的“政府”不仅指福利院，更包括更大范围的社会福利体系。广州福利院已经饱和是事实，做成这样已不容易。）

在广州安全岛叫停后的第一天，一对夫妇把孩子送来，福利院叫来社工把他们劝走了。政府也不是完全不负责任，还是提出说今后要加大对重症患儿和残疾儿童的救助力度。这听起来比“从源头上减少出生缺陷率”要靠谱。但不要忘了，这些婴儿的父母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加大对重症患儿和残疾儿童的救助力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句空话，因为目前几乎所有的福利资源都是以户籍为依归的。社工和媒体可以联系热心人士，但这种做法需要家庭公开自己的苦痛。而且慈善对个案有选择性（要比比谁更惨，以后大家对弃婴见惯不怪，说不定就对寻常悲剧无动于衷了），且还是把家庭获得支持的权利变成对其的施舍。要被看见可以，但要流泪、要诉苦、还要跟同样的苦命人竞争——这样的解决方案是否靠谱，我谨慎怀疑。

后记：本文在微博上发出之后引发了一些热心网友的讨论。有网友说我自相矛盾，文章说得政府救助也不是，不救助也不是。也许是文章批评的语气比较重吧，从正面倡导的角度着墨较少（不破不立嘛）。于是我如此回应：我并没有说政府扶助一定不靠谱吧，反而通篇说的是政府和社会应该为养育儿童负责。恰恰是目前以户籍为本的福利或需要家庭揭伤疤的媒体慈善不足够。政府应该投入，而且应该以儿童和照料者的权利和需求为本，要让无助家庭有出口，这就是我对这问题的肯定回答。

还有一点自我反思：面对社会事件，有的声音和角度就算再激进也要有人说，必须存在，比如残障视角。有人问我为什么关注弃婴，我一开始说自己研究残障和照料，与弃婴岛问题内核相连。但其实我想说一个最直接的理由，也是我没忍住发这些牢骚的原因：

作为一个残障人，我觉得这跟我有关，我觉得被冒犯了。情绪在学术和社会运动中都应是有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