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请别怪我不相信爱心和你们的努力，但一个个个人的努力，太辛苦、太艰难，是时候建立纠偏措施，系统性解决残障人就业问题了。到那时候，我们当真做一档节目《残障人去哪儿》，即便不火，也是对我们的安慰。

前几天，有家知名跨国公司的CSR（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经理找到我，不为别的，找我要残障人，我回答道：“我还想找呢，你那儿有吗？”简单的对话后我俩直奔主题，共同感叹：找个靠谱的残障人，怎么就那么难！

当下的国内环境，至少在道义层面，没有哪个企业会明说不想雇佣残障人士，但是一旦进入真正的招聘环节，显性的、隐性的各种“你懂的”的理由就都出来了，将残障人拒之门外，他们宁愿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少数愿意雇佣残障人士的，多为跨国企业。即便是跨国企业，多数也是履行其全球的CSR战略和安排，即在CSR的扶持弱势群体、教育机会提供等方面，开放的岗位大多技术含量低、职业发展机会少，而不是真正去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残障人用工方面。相比之下，救灾、环境保护、儿童教育、青年人成长等方面更讨巧，更容易被政府、公众接受。以至于在现有的、规定的、公开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很少看到该企业具体雇佣残障人士的数量、岗位层级等类似指标。

至于国内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特别是政府机关和央企，招录或者雇佣残障人士的情况，就目前看依旧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否则201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等7个部门也不会发出《关于促进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的意见》（残联发[2013]11号），可见形势有多么严峻。意见规定：到2020年，所有省级党政机关、地市级残工委主要成员单位至少安排有1名残疾人。各级残联机关干部队伍中都要有一定数量的残疾人干部，其中省级残联机关干部队伍中残疾人干部的比例应达到15%以上。

还有我们的民营企业呢？事实是，在那些民营经济体中，因其领导人的意愿或企业文化的体现，反而有不少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正在默默地、一点点地招录残障人士。但必须承认这对民营企业家的要求实在有点高，仅就目前的环境来说，党政机关、残联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不起垂范的作用，要求民营企业去雇佣残障人，怎么看都是己所不欲偏施于人。

于是，各地残联征收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逐年增加，北上广等发达地区，花不完、花不出去已经成为习惯。各地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使用情况的现象相继出现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今天不是和诸位探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问题，不是讨论它是否合理、使用规定该怎么改、如何监督的问题，这需要另案处理。以上铺垫仅是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或者一种假设：如果有党政机关、残联、央企、跨国公司愿意招录和雇佣残障人士，那么，我们可以或者说应该从哪里找到适应企业发展的残障人士？这个立论又回到文章的开头，简单说：想就业的残障人去哪儿了？这句话碰巧和2013年最火的娱乐节目《爸爸去哪儿》是一种格式。该节目引发的讨论不仅仅是亲子关系，还包括教育理念、文化差异等等一系列话题，并且引发了持续的讨论。那么，我们不妨套用这个格式，把《就业的残障人去哪儿了》也做成真人秀，到底看看这残障人都去哪了呢？提问如下：

在社区吗？随着各地社工机构在政府政策大旗的舞动下纷纷涌出，大多数社工机构的服务对象，或者叫案主都有残障人，可他们怎么找都找不到就业年龄段的残障人，只能带着老年残障人去这去那。即便是做项目，有些项目的要求简直荒唐透顶：在一个小型社区中一年培训500名残障人就业或者创业。就算你能找到那么多残障人，一年365天，每天培训一个还搞不完，更何况残障人就业要是这样容易，要残联干什么，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作甚！

本地社区中就业年龄段的残障人，在就业与否上也面临两难的选择，因人而异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家庭条件尚可，又没有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线，于是将残疾证挂靠到某单位，单位减税，个人至少获得社保和该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那么自己随便找点事情，收入还是可接受的。第二种是重残家庭，生活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线，即便给他工作机会，他也不会出去工作，因为有工作就会失去低保补助。第三种是社区职业康复站或者是XX家园，串珠子、拆珠子、再串珠子，当然也许这样表述他们在职康站的工作状况有点简单，但绝对不能否认的是，这确是一种工作情景。第四种是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也叫社区专干，残联为残障人购买的公益性岗位。他们大多都是残障人或家属担当，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图安逸的残障人，大多会首选这个公益性岗位。但他们的发展前景以目前的现状看非常不乐观，特别是社工的引入和社区化的发展，这点以后再议。第五种就是散落在社会上，自谋生路，他们有的是家里有关系介绍到那里工作，有的是利用本市的户口开个小买卖，有的是自强不息，已经不需要因为残障而换钱。

以上5种情况并不全面，但基本覆盖现实。想起2013年年初新任中国财长楼继伟说：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是救穷人，不救懒人。现有的政策，把本来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障人给养懒了，你说，残障人还想就业吗？

在学校吗？这里所说的学校必须加以区分，不是我要区分，是现有的教育结构有这样的区分：即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学校。盲人大学、聋人大学，确实是有，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残障人高等教育的压力，但多年不变的专业，被隔离的校园环境，只要考就录取的入学考试（生源少了的时候），都限制了接受教育后的就业形势。肢残人情况另当别论，一是现今残障领域的融合教育肢残人比其他残障类型那是好很多了，即便有类似《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入学挡路坎，至少经过媒体曝光或爱心唤醒后，破格录取总还是有的；二是企业现阶段更希望雇佣肢残人，所以普通大学里的仅有的肢残“幸存者”还是很抢手的，某些国际企业，甚至从入学伊始就盯上了，绝对的俏货！

而公益机构多年倡导的心智障碍者的支持性就业，在学校的教育阶段是万万做不得的，他们只负责教育，不负责就业，所以只能靠家长组织的极力推动，但收效甚微，而且心智障碍者家长的意见也有分歧，有些家长从来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真实就业，这又是观念和政策导致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学校还是目前能找到残障人最好的地点。

在企业吗？这个提问，当真不好回答。按说这个数据应该很容易得到，至少每年下半年的时候，各个企业都要核定残疾人就业人数，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多少以及超比例就业奖励等的工作，可就是没有确切的数字显示究竟有多少残障人散落在企业里。不过至少我们知道，2013年年底国家财政部正式答复视障小伙余修付关于全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政府信息公开中显示，2012年，全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为206.07亿元，支出为153.68亿元。据悉，这是我国第一次公开全国残保金信息。

说到企业，还不能忘记为残障人就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福利企业。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福利企业在萎缩，福利企业的重新定义，以及岗位层级不高，都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有一些类似义齿加工这样的新工作内容的福利企业出现，但整体趋势的下滑是无法阻挡的，毕竟世界变了，一招鲜也要看天！

残障人个体就业，这又是一个容易统计，但没有数字的就业方式，工商局一定有类似残障人税收减免的数字，但至少目前，没有人确切知道具体的情况和变化。更何况，随着1元公司的出现，个体户必将退出历史舞台。

在残联吗？这是个好问题，也是个坏问题。的确，细数残联机关队伍中的残障人，都是残障人领域的精英，其中北大、清华也在其中，所以说，残联里确实有残障人。但同时，残障人占残联机关人数的比例，我们已知的情况是，到2020年才达到15%以上，现在是什么样可想而知了吧！所以，这也是个坏问题。

在党政机关吗？这个问题不便回答，容易犯错误。但作为残障人的我，为自己祖国的政府里少见残障人而感到羞耻！

在家吗？这个问题拒绝回答，这还用问吗？

找了一圈，还忽视了一个问题，我们对外公布的残障人数是8500多万，真正持证的残障人数呢？以北京市为例，统计数字是100多万人，持证残障人近40万人，以40%为标准，全国持证的残障人也无非就3000多万人呀。而这3000多万人中，就业年龄的，或者说企业愿意雇佣的年龄段（以18-40岁为区间）的残障人，定会缩减更多。当然，也不能片面的理解统计数据有误，的确，事实上有大量按照残疾分类标准是符合申领残疾证的残障人，只是他们或者他们的家属不去申领，其原因又回到了社会态度和歧视。

记得很多年前，在媒体上看到过老外写的中国游记，其中一篇是：中国的大街上怎么不见残疾人？时至今日，残障人的集体消失，依然是个不争的事实。找其原因，想起平时我们做培训的时候，当培训对象是非残障人时，大家异口同声的说：没有无障碍设施；当培训对象是残障人时，答案大多集中在：我们出去做什么？即便没有无障碍设施，只要我们出去有工作，不遭人歧视，我们肯定也愿意。

两个群体每天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共享阳光，双方之间的熟悉和距离，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我们不否认社会上具有良心和爱心的企业和人士很多，但我们确实不能仅寄希望于每个企业和个人的爱心奉献，更不能简单的寄希望于有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更何况，如果仅作数字分析，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分配到每个残障人身上当真“不少”，难怪某些地区在申请政府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使用上的信息公开。

同时，在社会态度上，我们总是以“文明社会的建立需要时间”作为托辞，罗马的确不是一天建成的，但至少要有人在一天天地建呀！如果你看到残障儿童在一天天长大，却得不到教育；如果你看到从特殊学校毕业的残障人进入社会，就消失得找不到；如果你看到一个残障家庭想尽各种办法利用不同部门的政策，造成制度性失业，你还可以等待吗？

对不起，请别怪我不相信爱心和你们的努力，但一个个个人的努力，太辛苦、太艰难，是时候建立纠偏措施，系统性解决残障人就业问题了。到那时候，我们当真做一档节目《残障人去哪儿》，即便不火，也是对我们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