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视网膜色素变性，我的视力从小就不好，会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会分不出颜色相近的物体，会找不到地图上用各种颜色标注的地名，会接不住同学们扔过来的东西。在班里，很多时候我都是被嘲笑的对象。每当如此，我虽然不说话，不反抗，但心底会充满了对他们的怨恨，我希望上天让他们也尝试一下被别人嘲笑的滋味。在那时候，我觉得能够改变这种处境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努力学习，考上理想的大学，让那些嘲笑过我的同学意识到他们曾经的错误”。

功夫不负苦心人，我考上了重点大学，但渐趋糟糕的视力却无法支持我完成整个学业。大二上学期，用眼过度的我再也看不清打印版的字体，当时的我，不知道未来将何去何从。好在舍友们并没有嘲弄我，相反还会给我“读”书，给我支持与鼓励。

一天舍友为我读到一篇文章，介绍的是一名德国盲人女士，她叫Sabriye，在德国完成学业后，只身来到西藏，花了很多心血创造了藏语盲文，并在西藏建立了一所盲童学校，使得无法上学的西藏盲童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她的学校里，孩子们能够学习到藏语、汉语和英语，还有很多其它的课程。孩子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开心。

听到这些，我突然便激动起来，很想去那所学校看看，想近距离接触一下Sabriye。尽管我不知道我去了能够做些什么，但我觉得我应该追随她。

通过报社，我得到了那所盲校的联系电话。第一次给Sabriye打电话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冷的秋天清晨，我站在宿舍楼下的电话亭边，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激动，一直在瑟瑟发抖。

当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我的心突然便安定下来。她的语速非常快，声音里充满了愉快、自信。我们聊了很多，她充满耐心，认真倾听我的每个想法，并且不会嘲笑我当年的幼稚。我开始希望每天都能跟她说话，但当我告诉她我想去西藏，去她的身边时，她却语调温暖地告诉我，现在应该做的，是积极面对每天的生活，而不是武断地选择。

几年后，我申请到了去印度留学的机会，而那所学校的校长就是Sabriye，她在印度开办了一所教授大家社会企业家技能的学校。

跟我同班的有28个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有在非洲饱受歧视的女性，也有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塞拉利昂的男士。每个学员都曾经有过痛苦的经历，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好。

在校的12个月里，我有了机会近距离接触Sabriye。我既看到了她热情满满的状态，又看到了她烦闷苦恼的一面，开始意识到，心中曾经的偶像也是一个平凡的人，跟每个人一样都有着烦恼。这种平凡很真实，也很能给我们力量。

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也可以变成一个给别人带来力量的人，如她一样，而不是寄希望于别人帮助的人。我甚至想到，如果我能够更早地意识到这些，我或许不会仇恨嘲笑我的人，我应该会有足够的智慧来改变他们的观点，我应该和他们成为朋友。

这一切，并不是Sabriye教授给我的，但如果没有近距离接触她，我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想到这些。

毕业之后，我回到了北京，没有成为Sabriye的追随者，这是她所乐见的。我的那些同学们，也回到了他们的故乡。

如今，我们和Sabriye一样，做着我们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我们坚信，总有一天，那些曾经歧视、嘲笑我们的人，会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