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病”了，能“治好”吗？

从我记事起，父母带着我到处看病，公立医院，私人医务所，气功，按摩，针灸……只要听说哪里能治病的，都带我去了。但是大多都治不好。

记得有一次，妈妈在报纸上偶然地看到，北京的一家医院能“治好”我的“病”，就满怀期待地往医院寄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我的身体情况。

她对我说：等医院回信了，就马上带我去北京，把“病”治好。

听了这话，幼小的我欢呼起来，盼望着“病”好后，就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蹦蹦跳跳了。

然而，每天伸长了脖子盼呀盼，那封信却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回音。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父母把我送进了普通学校，在那里，身体上的不同让我成为了校园里的“少数派”，也受到了不少欺凌，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我的“病”造成的，就算有一次，一位女生非常直白的告诉我：因为我走路姿势不好看，她们放学时，才不愿意和我结伴回家，当时的我也没有感觉有多难过。

因为那时，虽然受到了不少欺凌，但在班上，我也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我俩的家离得很近，小学和初中都是同班同学。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谈论自己喜欢的男生；一起看彼此都喜欢的《少女杂志》；一起上学放学……班里的不少同学都非常羡慕我俩之间的友谊，因为当时我们俩刚好一个是班里的女生中，身高最高的，一个是班里身高最矮的，班上的同学还常常调侃道：身高不能成为友谊的距离，我俩听到这话时，都可高兴了。

在整个求学阶段，我身边接触的几乎都是非残障人，尽管在校园生活中会受到一些欺凌，写字慢的特点也在中招考试时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我觉得这是我性格软弱和没有足够的毅力多练习写字造成的，并没有太在意。

再说了，在校园里，我也有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似乎和其他同学并没有什么不同。

上中专的时候，我终于得知我从小得的这个“病”俗称“脑瘫”，需要进行“康复”。我的内心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只是听说，我的这个“病”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残疾”是一种耻辱

大学毕业后，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走出校门，想着去找一份工作，努力挣钱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时，身体的状况，却让我屡屡“碰壁”。我大学学习的是会计，原本非常期待能找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无奈，因为我的“残疾”，用人单位都不要我，要实现这样的愿望比“登天”还难。后来，被拒绝多了，我都不敢一个人去应聘了，每次招聘面试，都让我老妈陪着。

还好，后来，历尽千辛万苦后，我终于还是找到了工作，先是在华润万家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了一家混凝厂。

在混凝厂工作的那段时期，我接触到了不少“残疾人”。这些“残疾人”大多目不识丁，也非常自卑，认为“残疾”就是自己的一个“错误”；身有“残疾”理应被人“瞧不起”；似乎也无法明白“尊严”为何物……而在另一方面，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正常人”也不愿意接受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分配到又脏又乱的寝室入住，有时，那些“正常人”见了身上有脏又臭的他们，都忙不迭地捂着鼻子“逃走”……虽然我的工作环境和住宿环境比起身边接触的其他残疾人来说，要干净很多，我却也免不了因为身体残疾而遭受到歧视。

“恐怕残疾人走到哪都会被歧视”我在心里悄悄对自己说道。

这样的情况，本来在求学时期对“残疾”没有什么概念的我，一下子自卑起来，我感到：“残疾”就是一种“耻辱”；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就我得了“脑瘫”这种“病”；我甚至想过要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在那时的我看来有“残疾”的人生就是不值得活的。

原来我也不是那么没用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思念食品厂”的招聘公告，就去应聘，并且很顺利地被录取了。

在那里，我遇见了我的老公，他很爱我，我们结合没有什么阻力，婚后的生活甜蜜而幸福。

2017年，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那一年，我当妈妈了，我们全家都沉浸在了孩子降生的喜悦中，只是，我的父母在照顾宝宝的时候，经常会在不经意间说：以前，我只需要照顾你一个人，现在我要照顾两个，你自己都不会带孩子。这时，我往往无力反驳，只能黯然神伤——我就是这么没用，谁让我是一个“残疾人”呢？

这时，我往往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儿子身上。

也还是那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我们河南本地的一个残疾人朋友微信群里，邂逅了一位社工。有一天，她邀请我去参加她所在机构举办的活动，在那次活动中，我们一见如故，从此，她就像我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关心着我，只要有合适的活动都会叫上我去参加。

2017年8月，在一次活动中，我第一次邂逅了来自河南省以外的残障朋友，其中，当我得知有一位导师是自己一个人从广州来到河南给我们做分享时，我简直惊呆了——我不敢相信，一个残疾女孩，竟然有勇气一个人坐飞机跑那么远。在我看来，她和我平时接触到的那些“残疾人”太不一样了，她的英语说得很棒，阳光、自信又很独立，简直就是我理想中的自己。

在和这位导师的聊天中，我得知有个针对残障女性开展的项目正面向全国招收学员，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名了，后来，我很幸运地被录取了。

得知我要一个人前往广州参加活动，面对旅程中可能会遇到的诸多未知的情况，全家人一开始的时候都表示了反对，后来，我最初在微信群里邂逅的那位社工，鼓励我——每个人都要学会长大，只有走出去才会遇见更多的精彩。

当我真正一个人踏上了去参加活动的旅途时，也发生了不少小插曲，比如列车上我无法自己去接水，在去活动的过程中不小心迷路了，手机又没装好导航软件等，但幸运的是这些小难题，我都通过向他人求助的方式顺利解决了。当我顺利到达活动地点，我忽然发现，独立出行的困难，也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大。

从“残疾”到“残障”，我想和CRPD谈一场“恋爱”

在那次活动中，我接触到了很多以前我从未有过的体验，比如戏剧表演、瑜伽、拍电影等等。

也是在那次活动中，我第一次听一位导师讲起有关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知识，其中导师讲残障的模式时分析的三个词——残废、残疾、残障，以及他所提到《残疾人权利公约》核心精神——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做关于我们的决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在培训中，这位导师的分享时间并不长，对于他所讲的那些有关《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知识我也没有理解得很透彻，但在他的讲解下，我隐隐意识到：

残障不是缺陷，而是一个特点，残障人士也是这个社会中的一部分，我们和普通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

在广州参加活动的那次，给我留下了此生都难忘的经历，从此我更盼望以后能参加更多这样的活动了。

2018年的时候，幸运之神再一次眷顾了我。我得到了去北京参加一个身体诗歌工作坊的机会。在那次工作坊中，我又尝试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为自己的身体写诗，第一次在乐队的伴奏下唱歌。这些尝试，让我感到自己与外面的新奇世界越来越“接轨”了。

也就是在那次工作坊中，我再次听在2017年那次活动中相遇的导师讲起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知识，当这些知识和谈论我们的身体结合起来，让我对自身的残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能接纳自己，不再痛恨自己的残疾。

我很有幸两次在偶然中，与《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知识“谋面”，只可惜每次见面都太匆匆，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认识”它，然而我却始终无法忘记它，因为在朦朦胧胧中觉得，在《残疾人权利公约》里，能找到我自己向往的生活状态。

曾经，我在一个个优秀残障女性的帮助下走出了人生的“阴霾”，在未来我也希望能尽自己的努力更多地为残障群体发声。

《残疾人权利公约》我想与你谈一场“恋爱”，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相信如果有缘再遇到你，我眼中的“残疾”，也许能再次“变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