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首尔的哑语美术老师姜仁浩（孔刘饰）来到雾津，应聘于慈爱聋哑人学校。天降大雾，他意外撞车，维修时邂逅了人权组织成员友真（郑裕美饰）。姜仁浩妻子早亡，8岁女儿松儿天生哮喘由祖母照看，所以他不辞辛苦谋职养家。然而，双胞胎的校长与教导主任竟逼仁浩索贿5千万韩元，并美其名为学校发展基金。同时，姜仁浩逐渐发现学校笼罩着一种紧张压抑的气氛，令人窒息。尤其有三个孩子引人关注：聪颖的金妍斗（金贤秀饰）和贪吃的陈宥利（郑仁絮饰）总是躲闪。全民秀（白承焕 饰）的弟弟自杀身亡，他总是满脸淤青。下课后，仁浩还听到女厕所中有呼喊与哭泣，在门卫的阻拦下他未深究。之后，他意外目睹了校长行贿警察，教导员毒打民秀，宿舍督导溺罚妍斗的行径。一个惊天的隐秘被慢慢揭

《熔炉》是一部韩国电影，改编自发生在一所聋哑学校的真实事件。在韩国光州的仁和聋哑学校，教师长期性侵学生，他们通过交换社会资源掩盖事实，直到愿意为披露此事而努力的人出现，被性侵的学生才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整个事件才开始诉诸法律程序。

然而，由于权利阶层在本质上组成了利益共同体，致使受害者的诉求被缄默，施暴者并未得到事实上的惩罚，于是二者展开了持久的抗争。

该事件先后被撰写成小说，改编为电影。影片《熔炉》于2011年在韩国上映，引起韩国社会的广泛讨论，在民众的期待下，仁和聋哑学校性侵案得以重审，施暴者最终得到应有的惩罚。中文网站上针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亦颇多，包括发表在知乎、豆瓣、百度贴吧以及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的内容，多是阅读同名小说或观看电影后，抒发对性侵事件的愤慨，讨论这一系列作品对韩国社会、司法体系的影响并与中国的现状做对比，或拨开文字与影像的书写试图厘清真实事件的经过。在这些讨论中，就性侵对个体之影响的讨论颇多，其中不乏结合个人经历的动情叙述，这无疑是《熔炉》对性话题讨论的重要贡献，然而单纯讨论性侵却忽略了受害者的差异，也就是残障儿童面对性侵的表达受限与残障者切实的需求。可以说，“残障”是电影呈现的一个重要元素，但并未成为讨论与反思的本质。

残障与正义

按照事件发展的时序来看，这是一部为正义斗争的电影，那么是谁的正义？我们暂且搁置真实事件的经过，将关注集中在影片本身，分析“残障”这一元素在电影叙述中的意义。电影中一共四名受害者，分别为两名女生，妍斗与宥利，两名男生，为民秀与弟弟，四人均为聋哑儿童，其中宥利伴有智力障碍。

无障碍地接受信息、表达与沟通是他们须面临的第一个限制，如何自知被性侵并加以传达成为重要的问题，宥利实际上遭受长达五年的性侵，但却不自知，直到妍斗在一个雨夜无意间目睹了校长施暴的过程。民秀与弟弟遭受朴老师的侵害，弟弟从老师家中逃走时误入火车轨道殒命。妍斗、宥利与民秀决定逃出学校报警，却不知警察与学校的利益往来，三人被警察送返，遭到老师的虐打。就此，他们有限的求助方式均被阻断，成为在无望中等待的“被求助者”，而扮演救助者角色的便是影片的男主角——该校新来的美术老师姜老师。放学后，姜老师听见卫生间内女童的哀嚎，准备推门查看时被校园警卫阻拦，事后从妍斗的叙述中得知，此时校长正在性侵妍斗，这也成为他谴责自我，并不断坚持抗争的重要原因。随后，姜老师见朴老师虐打民秀，放学后在宥利的帮助下，又目睹生活老师折磨妍斗，于是将妍斗送院治疗。妍斗对姜老师请来照顾自己的友真敞开心扉，友真恰是该市人权组织成员，于是姜老师与友真便开始了为这三个孩子寻求正义的旅程，展开了一场保护与救助的斗争。这看似顺理成章的过程，却是以展现受害者的无助为前提，铺就了一条为救助者展现正义的道路。

那么电影在如何刻画受害者的身份？

首先，他们是孩子，欠缺社会经验，认知有待发展；其次，他们来自不完整的家庭，如妍斗父母双亡、民秀父亲智力残障、弟弟丧命；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他们的残障者身份，聋哑儿童身份不仅加剧了受害者的无力感，更是刻画救助者的重要道德砝码。

影片第一次将残障展现给观者是在姜老师查看三位学生的档案时。在课堂上，姜老师感觉学生不愿意与他交流，于是放学后浏览妍斗、宥利与民秀的档案，此时屏幕上详细罗列三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各自的家庭与残障状况，将三人的残障与悲剧以记录在案的文字展现给观者。随后便是妍斗在遭受性侵时无法大声呼喊，却只能无助地哀嚎；宥利遭到校长、行政主任长期性侵却只知道自己被强迫做了不愿意做的事情，却不知那是侵害，更无表达的意识。这些都增加了救助者伸张正义的必然性，于是受害者的残障成为侧面刻画正义的重要因素，正如另一部韩国电影《素媛》，被性侵的小女孩最终落下终身残障，“残障”被视为一个悲剧性的后果，在影片叙事中增加了故事的渲染力，为呼唤正义提供道德基础。

于是，我不得不思考这些看待残障的视角，是平等视之，还是以“正常人”眼光在对其的拯救中进行悲剧性的审视？就《熔炉》的叙述而言，虽不涉及对残障与残障者的价值判断，却也以受害者无助的状态表现出对残障悲剧性的理解。另外，就人物设定而言，姜老师、人权人士友真、三位受害者，组成了一个类似家庭的存在，包括了父亲、母亲的角色，这一场景在五人去海边游玩时得以展现，又由宥利无心说出“老师像爸爸”、友真“像妈妈”。这一“正常”的家庭构成，虽然温情，却实际上衬托出几人的“残缺与不正常”，进一步加深了悲剧色彩。

影片中当性侵证据确凿时，救助者与受害者组成的团队面临着权利、人情与经济的压力，身为救助者的姜老师与友真没有放弃，民秀与宥利的家人却选择和解，妍斗虽然详细描述了自己被性侵以及目睹宥利被性侵的事实，但是施暴者巧妙地进行既有资源的交换，并最终轻松地离开了法庭。面对这不公的审判，姜老师与友真并没有放弃，以静坐、示威的方式继续抗争。影片最后，友真写信给姜老师，说道：“我们努力并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被这世界改变。”这似乎才道出该片名称《熔炉》的寓意，这世界好比一个熔炉，强权与压力促使身处其中的个体改变初心，而唯有不断努力才能保持原本的价值判断；因此，正义才是影片讨论的主题，为性侵者争取权益是达到正义的途径，同时这种正义是“正常人”的救赎与正义。若说影片最终的目的是唤起“正常人”的良知，那么它无疑已经达到了目的。韩国民众由电影而持续关注真实始于2000年的性侵事件，案件最终得以重审，韩国国会修正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性侵害防治修正法》，又名《熔炉法》。那么，关注社会公义时，是否可以忽视影片的叙述方式、对受害者的呈现以及如何处理“残障”呢？

电影除了叙述“正常人”的社会正义外，也从侧面指出了特殊教育中的诸多弊端。最为明显的是残障学校与外界所形成的隔绝状态，普通民众无从知晓学校的运营状况，于是学校实际上是一个自成体系、等级明确又无监督的小世界。影片中校长成为学校的最大当权者，由于对他的行为缺乏监督机制，所以可以自由地在非工作时间与学生接触，而这得到了学校其他工作人员的默许。可以说，隔绝与缺乏监督是伤害得以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法律与法规层面缺乏保护残障者利益与切实需求的规定。影片中，友真向教育厅、市政厅投诉性侵案件时，遭遇双方推诿，这可视为部门推卸责任，亦可从中得知针对残障者教育相关规定的缺失，特别是缺乏明确的归责。教育厅称放学后发生的事情归市政厅管理，而市政厅以发生在学校内的事由教育厅管理为由推脱；这不仅说明针对残障学校的规定不完善、不明晰，亦未针对残障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差异采取相应的管理办法，实际上忽视了残障者的需求，可视作在国家话语中仅考虑到残障者与其他个体的区别性，却未将残障群体的特殊需求纳入思考的范围内，是区别对待却不区别满足的逻辑。区别满足是充分考虑个体需求的差异性，而非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进而针对这些有差别的需求，社会创造条件予以满足。就残障学校而言，须完善监督机制；对生活于其中的学生而言，须促成自如的表达、开通控诉的渠道，达到权利的平衡，而非单方面的至上而下的权利，因为任何侵害本身发生在权利不对等的双方之间；进而残障者也不必尽扮演着“受害者”与“被救助者”的角色。

再次是特殊教育内容的不完善，即性教育的缺失，致使个体对性及其社会意义不理解，对性侵带来的身体伤害与二次伤害无合理的避免措施。部分特殊教育工作者观看《熔炉》后，描述自己在教学中所见的对残障儿童的性骚扰与性侵，他/她亦表明凭借一己之力保护学生的无奈，个体的努力终归是有限的，因此残障儿童对身体、对性的认知才是关键。以上可视为《熔炉》对特殊教育的一些启示吧。虽是老生常谈，但亦不得不在有机会的场合一再提及。这种处境，和影片中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影像作为一种叙述承载着讲述者的态度与价值，电影虽然展现了“正常人”的正义，但也切实地指出特殊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今谈到《熔炉》及其后续影响，一位知乎网友的话被引用的频率颇高，“一些国家拥有改变制度的电影，而另一些国家却只有扼杀电影的制度”。这是基于现实状况对比的唏嘘感慨，也是控诉，不奢求救赎般的力量与戏剧化的转折，切实地促成残障者利益的实现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