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群凤是广东东莞的一位母亲。在耗尽家财倾力照顾了自己罹患脑瘫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十三年后，2010年的一天，她亲手溺亡了他们。要怎样的无助和绝望才会导致这样的人伦惨剧，我们无需太多的想象力便可判断；然而那十三年的艰辛付出或许只有那些身处同样境遇的父母们才能够真正体会。

从当时的庭审记录中我们知道，韩群凤从来没有向任何政府机构申请过社会救济，而选择了通过自己的努力独自照顾孩子。这样的选择无疑加重了她和自己家庭的负担，然而很多寻求过救济的父母们会告诉我们那一点物质的补助和照顾孩子的天价费用相比，是怎样的杯水车薪，而为了获得公办福利机构的一个名额又会是怎样一场漫长的等待。

曾经这样的救助并不被看作是政府的天职，照顾残障成员是每个个体家庭自己的责任。伴随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现代政治中对于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保障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权益”已成为当代各国政府都必须承担的职能之一。然而在向弱势群体提供直接的服务时，政府却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经济学家Weisbrod对此作出过精辟论述，指出政府在提供社会服务这类“准公共品”时主要考虑的是“中间选民”的需求，因而提供的多是标准化单一化的服务，难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异质性需求”。此时，政府失灵了。

那么如果将那些向弱势群体提供的社会服务全部交由商业机构运作又会怎样呢？就在韩群凤案庭审前的几天，英国BBC4台在晚间节目Panorama中播放了一段秘密拍摄的录像，曝光了在Bristol的一家商业护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如何用各种手段虐待接受护理的智力障碍者。这段录像已成为近期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英国首相办公室也用“非常震惊”来描述对此事件的感受。恰在这段录像曝光前的几个月，英国最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Which?”安排几位演员“卧底”在四家护理机构生活了一周，然后就“食品、卫生、护工行为”等方面做出评价。结果同样不容乐观，各种歧视、冷暴力和低劣的服务品质被揭示。

我们当然不能就此推断所有的商业护理机构都会有如此行径，然而纯粹由市场来决定社会服务的确存在着内生性的潜在问题。由于弱势群体往往并不能有效地（或者有机会）表达对自己所接受服务的评价，而外界通常也难以知晓服务质量的具体信息（“护理质量委员会”(CQC)曾对前述的那家护理机构做过三次检查，从未发现任何问题），于是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服务的提供者便有机会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通过提供劣质服务来获取额外收益。此时，市场也失灵了。

就在家庭、政府和市场都无法有效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时，公民社会和NGO的出现带来了转机。尽管存在不同的定义，但公民社会一般被认为是家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组织和个人的集合，人们在公民社会中自愿结合自行组织来追求共同的利益，而各类NGO无疑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在伦敦的居所附近有一家名为Camden Society的NGO，为帮助智力障碍者享有和健全人一样的生活，他们已经奋斗了五十年。

在一百年前，英国社会普遍认为智力障碍是一种遗传疾病并会导致犯罪行为，政府因而“顺应民意”，颁布法令明确规定将智力障碍者隔绝在那些建立在偏僻乡间的集中住处。1910年《时代周刊》上引用的一段话或许是这种行为最合适的注脚：“这些可怜的人理应得到照顾，既然他们已经来到人世间。但事情应该到此为止。如果我们能在合适的情况下隔绝这些人，他们所遭受的诅咒就会随他们消失而不会传到下一代人身上。后人都该为此而感谢我们所做的一切。”说话者是时任英国内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

二战结束后福利社会的到来也没能改变智力障碍者的命运，他们被转入专门的护理院，继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曾有一位探访的母亲发现那里所有的牙刷都是一模一样，她询问护理人员如何才能区分这些牙刷，得到的回答是“随便拿一只刷就行了”。这样的情形使很多家长宁愿将孩子留在家中自己照顾，但是他们无法得到任何的支持和帮助。

于是一些家长开始走到一起，为孩子们举办一些娱乐活动，也为彼此带去安慰和鼓励。在他们中，有一家由伦敦西北部地区的家长组成的机构，它便是Camden Society的前身。

这家机构开展的第一个活动是一个社交俱乐部，每周一次，家长带着孩子们一起参加；后来他们开始组织集体出游、露营，让孩子们和其他同龄人一样享受户外的乐趣，也给家长们带去放松休息的机会。这些活动历经50年从未中断，只是俱乐部从每周一次变成了三次，而户外活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以至于他们甚至买下了英国南部的一栋度假别墅作为常设的休闲去处。

当时代步入70年代，曾经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家长们普遍开始担心“在自己死后，孩子们怎么办”。于是，机构的工作重点逐渐从“家长互助”转为“为智力障碍者争取权益”。他们和其他机构一起共同倡导政府制定保障智力障碍者权益的政策法律，积极推动将智力障碍者从护理院转入社区生活。1976年，机构开始尝试安排智力障碍者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独立居住生活，这在当时是一项极其大胆的创举。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从1985年起，机构开始全面推广这一实践。

1984年，机构发起成立了全英国第一家完全由智力障碍者自己运作的权益倡导组织Camden People First。现在，机构组织的很多倡导活动和培训都已交给智力障碍者自己来进行。同时机构还帮助智力障碍者参加投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

今天的Camden Society已拥有12家社会企业、250名员工，年收入7,700,000英镑，和100余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周向来自11个伦敦自治市的超过600名智力障碍者提供服务。在机构组织的社交活动中，智力障碍者找到了朋友，找到了爱人。2009年，他们甚至还举办了自己的电影节。而最大的成就或许在于，通过50年的努力，社会环境和相关立法已发生了很多改变，使得智力障碍者有机会拥有和健全人同样的权利去享受生活。

韩群凤的遭遇在当时曾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的关注和同情，法庭的从轻判决也在意料之中。但是，韩群凤案件，以及其他类似的社会事件，显然并没有能够成为中国智力障碍者及残障人权益保护的转折点，而是在一阵热度之后，悄然无息地淹没在了资讯的海洋中。为了让“韩群凤”们不再无力，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编者按：本文内容有删减。阅读原文，可访问wwww.youren.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