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社工私信我求教一个问题：他的一个个案看过英文版的《亲密治疗》之后，向他提要求说能不能帮忙找个性工作者，想体验性的感觉。这位个案高位截瘫，常年在床，但他曾经是运动能力超好的青年，父母经商，家境富裕，不幸在一次极限运动中伤及脊柱神经，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虽然父母的积蓄可保证他一辈子生活无忧，但对于性的渴望和追求不是父母、看护以及社工能够满足的，尽管这位社工好有爱，却十分无措。

《亲密治疗》是2012年放映的一部美国片，讲的是因需要呼吸机才能延续生命的诗人马克与专业的性治疗工作者谢儿的故事。马克也常年卧病在床，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渴望爱与性。谢儿是专业的性治疗师，虽然在与马克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那种爱与温柔是真心付出，但一个疗程结束之后她清楚地让马克明白工作与感情的界限，并因为她的影响最终让马克拥有一段两心相悦的亲密关系，与另外一个真正欣赏马克的女人。这部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每段感情的发展与处理都是那样合情合理，难怪中国的青年看过之后会坚持让他信任的社工帮忙去找性工作者，他的身体状况、经济状况、甚至年龄，都比电影上马克优势很多，为什么他不可以拥有性爱的体验，哪怕只有一次？

说来也巧，就在我犹豫着掂量着不知道怎么给这位社工支招时，一则“唐山高位截瘫小伙靠网恋迎娶马来西亚女孩”的新闻映入眼帘。打开新闻，这位截瘫小伙并非富二代，生活在农村，每年2300元的低保就是他全部的收入，其余靠亲友接济。马来西亚女孩出生在吉隆坡，与唐山小伙网恋两年，不顾家人反对来到唐山与小伙结婚。这则有些传奇的故事有很多细节可待探讨，这里给我的提醒是：既然大家这么热衷于传播残障人士结婚的消息，那么有些人进行性与爱的求索也是可以理解的吧？残障人士追求性与爱要比追求结婚更为简单可操作吧？但为何在中国这是件令社工苦恼的事呢？

瑞典学者玛特森研究残障与性多年。在一家智障青年的托养机构里，她发现年轻人对于性与爱的需求与表现是非常多样化的。爱美、想恋爱、想有身体接触、想有一段亲密固定的关系或者到处留情……这些需求不因为身体上或者心智上的障碍而绝迹，只是在表现方式上面可能有一些与所谓的正常人不一样的地方，但相同的地方远远大于差异。玛特森观察过一场专为他们举办的舞会，发现他们之间有准确的身体语言来明白彼此的含义，丰富性不亚于常人。在随后进行的访谈中，他们对于“男女朋友”或者“未来生活”的期许，也能让人体会到他们微妙而多彩的情感世界。拥有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结婚，这些都大大提高他们的自尊、自信、责任感与生活满意度，效力远大于我们的想象。然而，在他们通往性与爱的道路上，不是残障而是看护人员和家长构成了最大的障碍。玛特森用“保护墙”这一概念形象化这种障碍。

残障人士通常都生活在无微不至的监控/照顾之下，他们基本上没有所谓的私人生活，他们通常只在残障青年群体内互动，事实上他们完全有能力与非残障人士发生某种形式的关系，社交、友谊或者爱情，就像前面讲过的唐山小伙一样；但事实上他们不被鼓励发展独立或自我作决定的能力，而是被训练成习惯于依赖别人，让别人作出决定。吊诡的是看护者和父母又声称在试图发展他们的独立和决定能力。不过轮到性与爱这件事时，大家的态度都变得含糊起来，最大的担心可能是害怕他们怀孕或失去自控力。这种担忧令青年们随之发展出程度不同的能力。他们从来没有学习也不被鼓励与人建立关系，在交往中想把爱与性结合起来也很困难；他们不认为自己将和其他人一样拥有所谓“正常的”恋爱或伴侣关系，不认为将来会有自己的家庭或者婚姻关系。父母或看护都不想让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看起来是在“保护”这些青年远离婚姻的责任、生养孩子的责任等一系列的麻烦，实际上却在遏制青年人的自我认同与发展，令他们的主体性难以发挥。

写到这里，也许大家会对开头的故事重新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吧。